已经回到中国的吴雄根接到判决通知后，据说“充满失望与愤怒，在满腔怒火之下病倒了”。吴根雄在稍后的上诉书中也表达：“希望日本的法官能告诉我，我身为朝鲜族为何要为日本国与日本人民承受这些损害？”“人性与正义根本不适用于日本法官！”（前揭“上诉书”）。
这桩诉讼案后来仍继续上诉，但二〇〇一年遭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之后二〇〇二年又遭最高法院驳回定谳。对此谦二如此描述：
当最高法院宣告驳回时，法院的态度只有“结束了，请由此离开法庭”，类似这般草草结束的感觉。那个时候甚至还有人发出不满的叫嚷。
跑去干那种事情，要把自己说成好事之徒也无不可。不过还记得宋斗会的支持者事后打电话给我，说过“虽然诉讼结果如此，但在书面上留下了资料，也具有相当的意义啊”这么一段话。当时听了才想到，原来也能以这样的态度来理解，能在法院堆积如山的案牍中留下资料，确实有一定意义。
发掘堆积如山的案牍资料并赋予其意义，属于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担任这场诉讼的律师，在诉状中如此描述谦二：“即便国家缺乏良知，但在无意之中，与国家的不义相对照，这个国家的国民却仍表现出了良心。”这样的评价是否恰当，套用一句陈腔旧调来说，就是“留待历史评价”吧。
八、只要还有希望，人就能活下去
吴雄根的诉讼起于一九九七年，当时谦二已经七十二岁。这一年，谦二也从每周前往立川体育一两次，转为完全退休了。“立川体育完全由大木一个人接手，到一九九八年他也六十岁可以领取年金后，公司便关闭了。创立公司只是为了糊口，因此事业就此结束也没有特别的感慨。”
二〇〇二年最高法院驳回谦二与吴雄根的上诉后，谦二因脑梗塞而倒下。当时他在“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认识的主妇们邀约下，前往自治会馆参加英语口语课，一阵晕眩下竟无法站立。“在场的人立刻帮我叫了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当时自己还想，我这么一把年纪了，还叫救护车来，未免太夸张。不过当时聚会中的年轻妇女们，有人曾有为自己孩子叫救护车的经验，不见得要什么重大伤害才动用救护车。若非如此，延缓送医可能就导致我半身不遂了。”
谦二左半身还留有轻微的麻痹症状，不过在复健之下，第二年春天便大致痊愈了。与周边居民有着深厚交情，也使得他在这种状况下得到非常多的帮助。
不过脑梗塞倒下时，谦二已经七十七岁了。因为这次病倒，也顺势退出了派送便当的“加多厨”与“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活动。“中风之前大约两年，巡逻长沼公园爬坡时，便开始喘不过气了。像我这种不具专门知识的‘其他大众’参与者，趁此退下来也不算坏事。”
二〇〇三年，这次轮到妻子宽子在庭院跌倒，折断了手骨。之后宽子开始有忧郁的症状，身心状况不佳，频繁进出医院。宽子因为郁闷而无法掌管家事，谦二开始接手做饭的工作。
原本从一九九〇年代开始，宽子因为去学习围棋、英语口语、绘画等课程，每逢周二与周五就轮到我负责做饭。当时宽子教我，把料理的基本资料都写成笔记。因为有这段经验，即便从七十八岁才开始全面接管家中厨房作业，多少还是应付得过来。这把年纪的男人还懂得做饭，竟传为佳话，在随着“加多厨”便当配送附赠的“居民通讯”中，还介绍了一下。
在西伯利亚时下定决心，不论如何都要活下去，战后也如此，不管什么工作都做。做饭什么的，本来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也是理所当然。而且自己做饭，可以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也是件好事。
二〇〇五年，吴雄根曾经再度访日，当时是因为“全国拘留者补偿协议会”（“全抑协”）召开集会，邀请中国的吴雄根和韩国拘留者团体的会长。吴雄根与新闻记者以及“全抑协”接待人员等，一同来到位于八王子的谦二家中拜访。
这个时期，“全抑协”推动了最后一次的尝试——二〇〇五年，民主党、共产党、社民党三党联合向参、众两院提案，要求依照被拘留的时间长短，由国家支付三十万到二百万日元，但该法案于二〇〇六年遭自民党、公明党执政二党否决。
但执政党也提出妥协法案。于二〇〇一年废止被批评为“退休高官再任职的温床”的和平基金会，以基金余额为资金，发给遭拘留者、战后撤退回本土者、无法领取退休金者“特别慰劳品”。这个法案获得通过，而且也发下了慰劳品。
慰劳品可从旅行券十万日元、座钟、钢笔、文书匣之中择一，照例不发给无日本国籍者。谦二再次申请了旅行券十万日元，并换成现金寄赠给吴雄根。
每逢选举，谦二依旧投给自民党以外的候选人。二〇〇九年他投给民主党，并说“感觉有希望政党轮替”。
二〇一〇年六月，在民主党政权下通过了《西伯利亚特措法》。法案内容是过往民主党法案与自民党法案的折衷案。支付金额依照拘留期间长短，从二十五万日元到一百五十万日元，财源则由二〇一〇年解散的和平基金缴回国库的资金当作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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