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后来不是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写了《家》这本小说，意外地认识了宁波姑娘萧珊的话，那么也许直到现在他也不会结交女友的。萧珊作为巴金平生的第一个女友，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女友。萧珊感到幸运的是，她终于在纷乱尘世中寻觅到了如意的伴侣。她知道自己整整比巴金小了13岁，但她相信巴金的话：“年龄不是爱情的障碍。”她也承认如果两颗心彼此倾慕，那么，她们面前纵然有千难万险也会随着感情的加深而逐渐消除。现在，当她再次听到巴金为了她的前途，情愿再次推迟婚期，萧珊的心就大为感动了。
爱情起步的地方(3)
桂林，绝妙的山山水水成为巴金和萧珊订婚后的另一个难忘暂栖之地。
从汉口再次回到广州以后，日本军队已经开始大肆进攻广州。在战火随时有燃遍广东的情势下，巴金就带着萧珊随着他所领导的文化生活分社一起离开了随时都可能燃起熊熊战火的羊城。巴金知道他和萧珊的感情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凝成的。
巴金和萧珊的接触越多，他越希望把自己从前的经历一点一滴的告诉她。在巴金的眼里，萧珊永远是他的小女友和小妹妹。他认为如果有一天真和萧珊生活在一起，她就理该了解巴金从前的一切。只有这样她们才能成为心心相印的朋友。
巴金在桂林和萧珊谈到他从国外回到上海的经历。特别把他在抗战前后的曲折经历都告诉了她：“蕴珍，一九三二年上海发生的战争，我虽然换了住处，但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战事发生后我到日本去旅行，因为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就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小说，分别是《神》、《鬼》、《人》……”
萧珊问他：“莫非你当时真想学日语吗？”
巴金点点头，又摇了摇头：“我喜欢各国语言，所以我劝你到昆明上大学以后，也一定要报考外国语。因为一个人只熟悉本国母语显然是不够的。我感到遗憾的是，因为战争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后来我看到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残酷，就决心放弃日语的学习。这一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这家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的编辑工作。我就马上回来了。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后来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就不得不离开上海到南方，这期间不管我的生活方式如何改变了，可是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在 种环境中动笔的。蕴珍，你也看到了，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了这个城市，我随身什么也不带，可是一定要带一些稿纸。这种日子里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
萧珊心里的巴金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她感到自己并没有找错人，她说：“李先生，您什么也别说了，我已经很了解你了！……”
如果说当初他和萧珊在上海“新雅”饭店的结识只是个意外的邂逅，那么，经过广州、汉口和桂林的一路转辗，他已经从心里深深地爱上了她。他认为自己和萧珊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紧紧相联的。他和她不仅性格、志趣、爱好一致，而且彼此经过接触才感到，他和她同样都需要对方的关爱。萧珊作为一个年轻女学生，在战乱的迁徙中给予巴金生活上的关照却是无微不致的；巴金在从广州到桂林的一路上，他既要负责文化生活分社全体人员的衣食住行，也要坚持写作。在萧珊面前巴金无疑已经显现出他那除写作才能之外的全部才华。这也许就是两人感情越加深化的最初基础。
桂林那优美秀丽的景色，陶冶着这对战乱情侣的情操。
巴金记得那时他们下榻和生活的环境相当艰苦。尽管萧珊始终单独居住，但是，巴金仍然能感受到她是作为自己最亲近的人出现的。有萧珊在自己的身边，即便战争的烽烟随时都可能燃到桂林，可是巴金的心情很好。他开始在桂林这战时的暂且世外桃园继续完成他在上海和广州时期就已动笔的长篇小说《火》。这部作品是巴金继《家》取得成功之后在艺术上的再次飞跃。
“李先生，我觉得你的《火》，写得比我想象的还要真实、可信。”萧珊在读过巴金写出的部分初稿后，不能不为这位四川才子独具的文学才能所倾倒。本来巴金所以动了写《火》的念头，就源于他与萧珊在黄浦江边的一次谈话。那时他们还是刚刚认识不久朋友，有一天，巴金约萧珊到江边去观赏夜景，萧珊在谈话中给巴金讲了个缠绵绯恻的故事。这个在萧珊看来只是随便谈谈的亲历往事，却没有想到日后竟变成了巴金创作的新素材。直到萧珊来到广州，她才惊愕地发现巴金已在稿纸上写下了《火》的故事梗概。而未来书中的人物与情节，则大多都与她从前在上海无意对巴金叙述的真实故事不无关系。
巴金后来这样说：“《火》里的冯文淑，就是八·一三战争爆发后的萧珊。参加青年救亡团和到伤兵医院当护士都是萧珊的事情，她当时写过一篇《在伤兵医院中》，用慧珠的笔名发表在茅盾编辑的《烽火》周刊上，我根据她的文章写了小说的第二章。这是她的亲身经历，她那时不过是一个高中学生，参加了一些抗战救国的活动。倘使不是因为我留在上海，她可能像冯文淑那样在中国军队撤出以后参加战地服务团去了前方。我一个朋友的小姨原先在开明书店当练习生，后来就参加战地服务团去到前方，再后又到延安。要是萧珊不曾读我的小说，同我通信，要是她不喜欢我，就不会留在上海，那么她也会走这一条路。她的同学中也有人这样去了延安。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在汉口一家饭馆吃饭，遇见一位姓胡的四川女同志，她曾经带着战地服务团在上海附近的战场上活动过，那天她也和她那十几二十个穿军装的团员在一起，她们都是像冯文淑那样的姑娘。看到那些活泼、勇敢的少女，我不由得想：要是有材料，也可以写冯文淑在战地服务团的活动。我写《火》第一部时，手边并没有这样的材料，因此关于冯文淑就只写到她参加服务团，坐卡车在‘满天的火光’中离开上海。一九四一年初在重庆和几个朋友住在沙坪坝，其中一位一九三八年参加过战地工作团，在当时的‘第五战区’做过宣传工作，我们经常一起散步或者坐茶馆。在那些时候他常常谈他在工作团的一些情况，我渐渐地熟悉了一些人和事，于是就起了写《火》的第二部的念头：冯文淑可以在战地工作团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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