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聂华苓是和她的丈夫、美国著名诗人保罗·安瓦尔一起来到武康路13号小院的。巴金和她谈的主要是海外文学和台湾文学的现状等问题。聂华苓告诉巴金：海外的中国作家无时不在读国内作家的作品。她本人在三、四十年代在台湾时期，因为无法读到国内作家的著作，特别是像巴金等人的早期著作而倍感焦虑。那时的台湾最多只能读到徐志摩和朱自清的书。她开始研读鲁迅的著作大约是五十年代，所以她那时的写作就象孤儿一样地摸索着。
聂华苓认为：在台湾写作很困难，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那时台湾的古典文学还是有的。她们那些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写作的作家，也觉得是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但是聂华苓认为：我们现代中国人应该有现代中国人的处境，而且还必须要有现代中国人的文学。她是在这种情况下去了美国的。她对巴金说，她到了美国以后，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她就更加忧国怀乡，总希求将现代风格的写作融化在自己的传统文学氛围之中。
巴金通过和於梨华、聂华苓这两位海外女作家的交谈，使他进一步认识了世界。十一年的封闭和幽禁，麻木了老作家的神经。可是，当他对从海外来的客人谈起自己的写作时，巴金仍然充满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真诚之爱。他说：“我的写作也有曲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不好。我想用我这支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去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就写得比较少了。有一个时期我到了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朝鲜那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非常突出。人们习惯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我发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所以，我感到在中国写作是最大的幸福。”
小院里的海外来客(3)
来访的外宾们听了巴金的谈话，都无法相信他是在浩劫中九死一生的老人。因为巴金心里没有任何阴影，他的话语充满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
巴金对来访的客人说：“我经常会想起我在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变得善良一些，纯洁一些，对别人有用一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都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了。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了。”
来访的客人都希望巴金谈一点“真话”。他对“文革”也毫不避违，巴金再不是从前在牛棚里连话也不敢讲的人了，巴金的性格决定巴金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讲真话：“‘文革’前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Ｋ’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剥夺了发表文章的自由。有一个时期，我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福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协分会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地照他们的训话去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
所有在巴金客厅里听他谈话的外国友人，都不能不承认老人的心水晶般的透明。从巴金坦荡的谈话中，几乎看不出他对“文革”有半点怨恨与隐痛。特别是巴金在谈起刚刚结束的那场风暴时，他是这样说的：“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就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就准备翻译的赫尔岑回忆录，每天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各国朋友友好的交谈了。现在，我又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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