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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华苓回忆录:三生影像_聂华苓【完结】(20)

  雷先生越讲越兴奋,毫无顾忌。狱中梦胡适写的自励诗全扔到脑后了。他一开口就不能停,仍然理直气壮,仍然满怀悲愤,仍然忧国忧民,仍然以斗特务为乐。十年铁窗磨灭不了他的豪情壮志。雷震还是雷震!

  雷先生还有许多话要讲。我也有许多话要问。但我和Paul必须直奔机场上飞机了。我们只好起身告辞。

  Paul说:雷先生,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我很感激你给我这个机会来看你。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假若你再有机会,你是不是还要做你十四年以前所做的事?

  雷先生笑笑。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雷先生和雷夫人送我们到巷口。一声声再见,一声声珍重。我们一再回头。两位老人一直站在那儿──站在正午的烈日中,频频招手。

  那就是我看到雷先生的最后一面了。

  雷先生于1978年11月因摄护腺癌和脑瘤导致半身不遂,住进医院。雷太太在那之前跌断了腿。夫妇俩在医院中隔邻而居。雷太太可以拄着手杖到隔壁看望丈夫。她腿还没复原,就回家了,因为医药费和雷先生特别护士费的负担太重了。她便每隔一天,一拐一拐的,从木栅和景美之间的家,去荣民总医院看丈夫。最后雷先生只是靠输氧维持生命。雷太太在加护病房对雷先生说:儆寰,我知道你很痛苦,你未了的心愿,我们会为你料理的,你安心地去吧。

  雷太太知道,那未了的心愿,就是要向台湾政府索回他在狱中写的四百多万字的回忆录和日记。那不仅是他个人的心路历程,思想记录,也是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

  1979年3月7日,雷先生去世。

  《三生影像》 旧时路,别样心情(1)

  旧时路,别样心情,1988

  1974年以后,我不能回台湾了,作品早就不能在台湾发表了。我上了警总的黑名单。

  1987年,台湾政局变化,气氛松和一些了。1988年余纪忠先生在台为我辛劳奔走游说,终于邀请我和Paul访台。

  我在台湾和余先生见面也只有几次。真正认识余先生倒是1964年我离开台湾多年之后。70年代中,台湾两报还没创立文学奖,余先生同意和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合办一个文学奖。我与Paul约余先生在旧金山见面。我们到亚洲路过旧金山,时间仓促,未见余先生之前,我就和当时在爱荷华的温健镏、古苍梧拟了一个计划,着重写真实,着重语言和形式的独创性,称之为“五四文学奖”。余先生看后认为很好。他回台湾后,此事就搁浅了。在当时的台湾,“五四”大概是沾不得的。

  余先生开明、远见,在困难的大环境下,尽力在文化事业上开拓广阔的道路。他对于当时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是同情的,例如我的朋友陈映真和柏杨,他们出狱后,他以各种方式给他们道义的支持。他也要冲破禁忌,争取新闻自由。1984年,中国大陆在奥运会获得十五块金牌,《中国时报》海外版以头条标题报道。海外版也报道江南被谋杀事件。结果《中国时报》海外版被勒令停办了,那是海外华人一大损失。

  我和余先生多年没通音信。1987年,陈怡真来美,顺便来爱荷华,递给我一封余先生的信,毛笔行书,没有标点。十几年以来,那封信一直在我案头,每次看到就觉十分亲切:

  华苓:

  早就想写的一封信到今天才托怡真带来未免太疏懒了这些年来你在国际文化交流上的付出与收获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大家都引以为荣台北你好久没有回来了现在它和以前不同了变得相当大相当广阔冰雪初融另是一番景象当年参与播种的一分子应该在这时候回来看看假定你时间允许的话明年七八月间我邀请你和Paul作我的嘉宾一切由怡真代达

  敬颂

  康健

  余纪忠手上

  十一、一、八七年

  寥寥几行字,含义深刻,情谊真切。余先生的邀请为自己招来许多麻烦。台湾驻芝加哥办事处不予签证。余先生在各方奔走,上层人士终于允许我入境,但是,警备司令部不批准。余先生又得奔走。最后,他们要我写保证书,保证不参加政治活动,不为共产党作宣传。余先生知道我不会写什么保证书,对他们说:那她不会来了。实际上,我从未参加任何实际政治活动,也从未为任何党派作宣传。余先生终于说服他们,由他为我保证。我得到台湾驻芝加哥办事处电话,对方说可以给我签证了,但是严厉警告我:不准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不准为大陆宣传。

  1974年,我同Paul到台湾几天,只为探望坐牢十年出狱的雷震先生。听从朋友的建议,我们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1988年5月这次可不同了,我们是余先生的“嘉宾”,尽情享受了台湾“冰雪初融”的人文景观,和老朋友聚会,和新朋友相识。我们晚上抵达台北,余范英和季季以及一些作家好友在机场迎接。到旅馆扔下行李,我们就去酒吧喝酒。我和范英初次见面,她在酒吧望着我和Paul说:因为Paul爱你,他也爱我们每个人。我们俩对范英立刻奉为知音。每个人抢着说话,谁也听不见谁,但每个人都很兴奋,我们都在庆祝那象征性的一刻:台湾的冰雪融化了。那晚,我喝了几杯白兰地,吞了两颗分量很重的安眠药,也不能睡觉。

  第二天,余先生夫妇在家中设宴款待我们,煞费苦心邀请了我多年未见的朋友,其中有潘人木、朱立民、孟瑶、王文兴、蔡文甫。十几年不见余先生了,他仍然神采奕奕。因为Paul在座,他用英文讲到我们为民主的努力。其实,那也是他努力的目标,在台湾本土努力,更为艰辛,更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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