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编辑委员会里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旁听编辑会议上保守派和开明派的辩论以及他们清明的思维方式，是我的乐趣，不知不觉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在《自由中国》十一年（1949—1960），如鱼得水，我的个性受到尊重，我的创作兴趣得以发挥，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宋文明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为人的嶙峋风骨，和做人的尊严。半个世纪以后，我在这爱荷华河上寂静的鹿园，写下这篇回忆，心中充满了感激。
我到台湾最初几年很不快活。我开始写作，身兼两份工作，也做点翻译赚稿费养家。我家庭负担很重。我的大弟、母亲年轻守寡望他成龙的那个弟弟汉仲，1951年3月空军例行飞行失事，年仅二十五岁。我和正路水火不容的性格在现实中凸显出来了，不和，也不能分，只有那么拖下去了。《自由中国》办公室，气压低得叫人透不过气。雷先生的旧部属刘子英只是个会计，但他摆出一副主子面孔，作威作福，什么事都管。工作人员只有四五个人，每天还得在一个本子上签到。有一天，我迟到了半小时，刘子英就在我名字上打了个问号。我们全讨厌他，叫他奴才。一间办公室不够用了，我搬到院子角上一间小屋里，很高兴有自己的小天地了。后来雷先生安排刘子英到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去了。皆大欢喜。
雷先生对以前在大陆跟他工作的人都很照顾。刘子英在1950年从大陆到香港，雷先生保证他台湾入境，并接济旅费，安插他在《自由中国》担任会计工作。据刘子英自己所说：我到达台北第一天，自然先到金山街谒见雷先生和其夫人宋英女士，先生夫妇仍是往日那样和蔼慈祥，对我在南京的遭遇垂询备至，也问到留在南京的同仁生活情形，乃就所知一一陈述，并将去看傅学文事讲了出来，因她也算是国民参政会的一分子。先生听了并不在意，且问及她在做什么和邵力子的近况，我也据实以告。
《三生影像》 雷青天(3)
第一任编辑李中直在《自由中国》创刊不久就去了香港，由黄中继任。他是我中央大学同学，高我一年，自称学长。他那个人就和他走路一样，一阵轻风撩来，潇洒自在。他为人谦和宽容，很有亲和力，是排纷解难的那种人，是老中少都喜欢的那种人。他是水，雷先生是火。火要烧起来了，悠悠细水洒来，火就平息了。但他也不是息事宁人，他另有途径，转弯抹角达到目的。他对有问题的文章，细心琢磨，提出稳健的意见，雷先生微笑着同意。他工作八年期间，《自由中国》已在言论上闯了几次大祸了。社论多由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执笔。殷海光锋利，夏道平和戴杜衡稳练。《自由中国》的社论，若是殷海光写的，雷先生看过之后，夏道平和戴杜衡字斟句酌。后来宋文明也加入《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他也有缓冲的作用。他们将殷海光才气纵横文章里的利刃尖刺，该拔的拔，该磨的磨，字里行间仍有直言敢谏的气魄。
马之1949年在大陆搭船去广州，船过基隆装卸货物，他乘机到台北拜访老师王聿修教授，王教授愿保他入境，并解决食宿问题，他就留下了。后来不知何故，被保安司令部抓了起来，王教授保释无效，古道热肠的雷先生出面，才保释他出狱，那时的雷先生还和当时的权势有很好的关系。马之，东北人，一个漂亮小生，为人圆和，办事周到，逗人喜欢，雷先生聘他为《自由中国》经理。那就是天真宽厚的雷震，没想到什么“包庇匪谍”之类的事。当然，马之绝不是“匪谍”，但他已在保安司令部记录在案了。马之对政治毫没兴趣，一心想结婚，带着照相机到处追女孩子。那时候，买个照相机可是件大事。他向我们炫耀一叠一叠漂亮女孩的照片。每次的照片不同，照片上的女孩子也不同。我们为他干着急，他仍然笑眯眯的，不断照相，不断给我们看照片，终于看到一个清清爽爽的女孩子，瘦高个头，眉清目秀。现在可只那一个女孩子的照片了：坐着、站着、微笑、假、凝望、斜视。不久，马之也上照片了，和那女孩牵着手，挽着臂，并排坐，相依偎，两人之间没有空间了。结婚请帖到了。在婚礼上，马之神态严肃而满足。
雷家有个司机老瞿，跟着他从大陆到台湾。雷先生到台湾后，正如他夫人宋英所说的：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雷先生坐公共汽车，司机用不着了，老瞿就帮他办些杂事，提着他文件包跟他到处走动。雷先生在社里工作时，他就在社里帮忙发行，然后一同搭公共汽车回家。出出进进，如影随形。老瞿是个老好人，实实在在，一副敦厚相。他和雷先生都是大块头大嗓门，一阵阵旋风似的，呼的一下冲进《自由中国》社。有时候，雷先生跑到窗口指着巷口对我们大叫：你看！你看！那几个特务还在那里！坐在吉普车里！看他们再怎么办！说完就开心大笑。又赢了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且等下一场了。老瞿有时还为雷先生补充：他们开吉普车追，我们就跳出出租车，跳上公共汽车。他们丢了吉普车，也上了公共汽车。他们从后门上，我们就从前门溜走了。公共汽车开了，我们就向他们招招手。
1951年，《自由中国》创办两年之后，台湾发生一桩高利贷的金融案件，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人员设下陷阱圈套，引诱犯罪人上钩。雷先生抵挡不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这些开明分子的愤慨，由夏道平执笔写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自由中国》和台湾统治权力的冲突，也就从那篇社论开始了。保安司令部将该期《自由中国》扣押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竟要逮捕《自由中国》编辑，幸有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的吴国祯发现而制止，才没抓人。《自由中国》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赔罪道歉，这才了事。胡适因为这事件来信辞去发行人名义，他的理由是抗议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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