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影像》 压不扁的玫瑰(2)
他笑着说：在写，天天写。不过，现在用的不是笔纸，是用铁锹写在大地上。
1982年他在爱荷华，七十七岁的杨逵，瘦小的身子，单薄的两肩，背着旅行包，在大伙人前面，小跑步似的不停地走，走，走。我就想：那么瘦弱的人，如何担得起五分之四的20世纪的沧桑？只因他自己所说的：
能源在我身能源在我心写着，写着，我又看到、听到1982年爱荷华的杨逵了。
那年秋天，杨逵由他儿媳萧素梅陪伴来爱荷华，见到世界许多地区的作家，也见到大陆来的刘宾雁和陈白尘，他们仿佛一见如故。我们一伙人到美国朋友丹恩夫妇的农场上去野餐，他们一家三代全来和我们聚会，丹恩首先举起他八个月的小孙子向我们炫耀。胖嘟嘟的小手向杨逵招着，杨逵和婴儿一样开心地笑。主人将婴儿放在地板上，向我们介绍他的农场：他们夫妇俩，和儿子以及一个助手，四个人种一千多亩地，养十头牛，还开了一个冰淇淋店。小婴儿在爷爷脚边的地板上爬来爬去。丹恩讲完了，我们突然发现杨逵和婴儿一同在地上爬。一老一小，趴在地上，昂着头，互相望着呵呵笑。就像儿歌唱的：
你对着我，笑嘻嘻
我对着你，笑哈哈
那是我此生所看到的最美的人景之一。
我也从他儿媳素梅那儿更认识了杨逵。她对公公的孝心和爱心，也是一幅美丽的人景。他一咳嗽，她就为他捶背。他讲话太兴奋了，她就说：爸爸，休息一下吧。素梅对公公照顾得无微不至。
我和我爸爸是同学呀，素梅指着杨逵，连说带笑对我说。
同学？
我们关在火烧岛上的人，都叫同学。
你也去了火烧岛？
素梅仍然微笑着，若无其事地点点头。我在火烧岛五年，从1950年到1955年。
啊！你们在火烧岛上碰见过吗？
见过。爸爸可不认识我呀！素梅透着点儿调侃地笑望着杨逵。远远看到他，我知道他就是杨逵。
啊！我看着杨逵。他歉然笑笑。你怎么做了他的媳妇呢？
我佩服爸爸呀！才嫁了他儿子。
我一下子愣住了。许多女人因为爸爸有钱，有权，有势，才嫁给儿子。因为爸爸的精神感召而嫁给儿子的女性，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素梅反映出来的杨逵形象更真切更感人了。
他们离开爱荷华的前一天，我们三人在河边餐馆相聚。杨逵告诉我，他此生有一个愿望，就是将他多年用铁锹写诗的大地──“东海花园”发展成文化村，有纪念馆，剧场，儿童乐园，当然，还有作家生活写作的地方。
就像爱荷华！杨逵笑眯眯地说。
希望在那儿再见你……
我还没说完，他已咳嗽起来了。
1988年，台湾终止戒严法，在余纪忠先生各方奔走后，我才能又去台湾。杨逵已于1985年3月12日病逝台中。
无缘再见杨逵，非常遗憾，所幸我在爱荷华已经看到那座闪耀人性光辉、超越民族意识、永远屹立的杨逵形象了。
《三生影像》 踽踽独行(1)
——陈映真，1983
我在台湾从没见过陈映真。1960年，只有二十三岁的陈映真，在《笔汇》发表一连串小说，《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祖父与伞》。那年正是《自由中国》事件发生，我和外界隔绝，自我放逐，心情极端虚无，没有读到陈映真的小说，也没有见到陈映真，很遗憾。更何况当年他一定是个俊美的男子。1964年，我到爱荷华以后，才读到他的小说，如《第一件差事》、《最后的夏日》、《我的弟弟康雄》，以及后来的《铃铛花》、《山路》，隐约感到他的忧郁、激情和孤独。在那个恐怖时代，作家的倾向，尽可能不触及社会现实。陈映真独树一帜，他的小说不局限于乡土，不卖弄现代，而是基于对人的终极关怀，基于人性，用艺术的手法，挖掘社会现实，表达他的思想，而他的激进思想，是当时的权力统治者要封闭铲除的。
陈映真是思想型的小说家。他的思想可以从他小小的年纪追溯起。他10岁那年，目睹台湾“二•二八”事变，看见被人打在地上呻吟、鞋袜沾着血迹的外省人，听着大人神色恐惧地谈论国民党军队扬威台北。上小学五年级时，老师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押走，就住在他家后院的兄妹俩也被人押走。他读初中时，眼看着宪兵在火车站贴出的告示：“……加入朱毛匪帮……验明正身，发交宪兵第四团，明典正法。”读初中时在父亲的书房发现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启发他对文学的思想的探索。他也读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毕竟没有鲁迅的《呐喊》那么亲切。上大学时，他对于知识和文学如饥似渴，读西洋文学，在台北旧书店搜寻鲁迅、巴金、茅盾、老舍那些作家的作品，甚至找到联共党史、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马列选集这些没人敢碰的禁书。他细读美和审美的社会功利性以及艺术的劳动起源这一类的美学。1959年，他开始写小说了，在尉天骢主编的《笔汇》发表。从此他没停笔，用他冷峻而又丰润的笔，写出大量精致、理性、批判性的作品。同时，他的左倾思想渴求实践，和几个年轻人组织读书会，那和台湾的现实是绝对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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