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沈从文在《夫妇》那篇小说里所写的，就是被文明、习俗、法律所摧毁的自然。故事是从一个不敢吃带血炒小鸡的城里人璜的观点来讲的。他到乡下去为了要治疗神经衰弱症。听见有人叫“捉了一对东西！”他以为是“捉到了两只活野猪”。村民围着看热闹。
原来所缚定的是一对年轻男女。男女全是乡下人，皆很年轻。女的在众人无怜悯的目光下不作一声，静静地流泪。不知是谁还把女人头上插了极可笑的一把野花，这花几乎是用藤缚到头上的神气，女人头略动时那花冠即在空中摇摆，如在另一时看来当有非常优美的好印象。
这段文字是《夫妇》这篇小说最重要的一段文字。那一把野花是小说的基调，在小说里一再出现。野花，活野猪都是自然界的“东西”，那一对年轻男女也被叫做“东西”。他们两人和野花野猪一样是“自然”的生命。他们两人体现的自然，就被作者不着痕迹地暗示出来了。
那一对年轻人大白天在山坳撒野，被一群汉子捉来示众。为什么必须捉来，被捉的人和捉的人皆似乎不甚明白。
璜又看看女人。女人年纪很轻，不到二十岁。穿一身极干净的月蓝麻布衣裳，浆洗得极硬。脸上微红，身体硕长，风姿不恶，身体风度都不像普通乡下女。这时虽然在流泪，似乎全是为了惶恐，不是为了羞耻。
女人那一身打扮，叫人想到月亮的蓝，叫人闻到浆洗得极硬的衣裳透着的太阳气味，叫人摸到麻布衣裳的粗糙。那些感觉全叫人联想到自然。自然是不知羞耻的。
《三生影像》 乡下人沈从文(3)
一个大酒糟鼻子的汉子，满脸肿起肉块，像才喝了酒，从人丛中挤出来，用大而有毛的手摸了女人的脸一下，主张把男女衣服剥下，用荆条鞭打，打够了再送到乡长处。有人扯了这汉子的裤头，说有城里人在此，他才停住了。
属于自然的欲望是美丽的，就像女人头上插的那一把野花，和那喝了烧酒的汉子经过刺激的肉欲是一对照。
一个军人模样的人出现了。大家喊他作练长，是本地有实力的人物。他吆喝人站开，向城里人炫耀威风，用税关中盘问行人的口吻，盘问那一对年轻男女。
那女人不答，抬头望望审问她的人的脸，又望望璜，害羞似的把头下垂，看自己的脚，脚上的鞋绣得有双凤，是只有乡中富人才会穿的好鞋。这时有人夸奖女人的脚，一个无赖男子的口吻。那练长用同样微带轻薄的口吻问：你从哪里来的，不说我要派人送你到县里去！
大家提出各种处罚的办法。喂尿给男子吃，喂牛粪给女子吃──那一类近乎孩子气的话。那一对男女都不做声。
作者写到这儿，小说的主题完全发挥了：人性中的自然和文明、法律、习俗的对比。
那时作练长的裁判官最后才知道：那一对年轻乡下人原来是一对夫妇！新婚不久，一同回娘家，走在路上，天气太好，两人就坐在新稻草堆旁边看山上的花。风吹，鸟叫。他们就想到一些年轻人做的事，就被人捉到了。
1980年4月，我和Paul在北京见到沈从文先生后，又去了十几个地方。两个月以后回到北京。在我们离京返美之前，一定要去看看沈先生夫妇。沈先生作品里写到“黑里俏”，也许当年的张兆和是个黑里俏的美人。眼前的张兆和仍然俏丽，俏中透着沧桑。
那时从美国到北京，必须经过香港。在香港就有朋友告诉我，沈先生的处境好一些了，以前只有一间小屋子，现在搬到社会科学院新宿舍了。4月见面时，沈先生脸色红润。这次见面，他两腿已患风湿，行动不便。仅仅两个月，沈先生就衰老一些了。沈先生改善的家有两间房。室内陈设简单，一张镶嵌波斯人玩球的古雅木柜，也就特别显眼。那才是写出《静》那样精致小说的沈从文所欣赏的艺术品，我盯着那柜子如此想。
我以前收集的东西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全丢了，沈先生说。他仿佛已体会到我的怅惘。
我转头看靠墙的书架，上面摆着一些书。
我的书，在文化大革命中，论斤论两卖掉了。
我告诉沈先生，60年代美国传文出版社（Twayne
Publishers）计划出版一套世界文学家评传的丛书，约我写沈从文评传，我到处找他的书。跑遍了美国几所大学的图书馆，在香港布满灰尘的旧书店挖掘，才收集了他部分作品。
没有什么值得写的，沈先生说。
您是我最佩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
沈先生谦虚地笑笑。
您不写了，是中国文学一大损失。
我的小说过时了。
好的艺术品永远不会过时。
现在研究古代丝绸，不是写作的心情了，也写不出来了。
沈先生夫妇带我们走进内室。到处堆着资料。他俩捧出一叠厚厚的本子，上面全是古代服饰，丝绸锦绣纹样。一片片精美厚朴的锦绣，明暗交织着细致的色彩，就和沈先生一篇篇小说一样。那是他在漫长艰苦的日子里，用另一种方式而凝炼的艺术匠心，是否用笔写出，也就无所谓了。
我和Paul惊叹得说不出话了。
沈先生微笑着，笑得那么自然，那么恬适，无挂，无虑，无求。那微笑透着摸不透的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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