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雷震被捕后两个星期，台湾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检察官发表起诉书，指控刘子英是匪谍，受了邵力子妻子傅学文的指示，到台湾宣传中共为政宽和、军力强大，行将解放台湾，并相机策动雷震等人“为人民立功”，雷震保证入境，刘子英将他任务面告，雷震明知其为“匪谍”而未报，而且证诸雷震在《自由中国》的言论，雷震“以文字为有利于共匪叛徒之宣传，期达颠覆政府之目的”。马之曾因“北平沦陷后不久，即向匪南下工作团报名登记，南下从事制造派系及劳资纠纷等任务”，而遭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逮捕，后由雷震保外候审，“继续潜伏待机活动。”傅正因为写了几篇反对蒋总统三任的文章，“企图挑拨分化，破坏法统，阻扰国民大会集会，适与匪之统战策略相契合，涉有叛乱嫌疑。”
10月8日，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经过仅仅七个半小时的审讯，不准雷震与刘子英对质，不准雷震的律师梁肃戎见面，仅仅根据刘子英片面自白供称雷震“知匪不报”，就宣布雷震以“煽动叛乱罪”判决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七年。刘子英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八年。马之有期徒刑五年。傅正交感化教育三年。
原来刘子英和马之是用来诬陷雷震的工具。
还有跟随雷先生多年的老瞿呢？他本是雷先生和雷太太的司机，后来雷先生汽车坐不起了，便坐公共汽车，老瞿就在《自由中国》为雷先生办些杂务，雷先生对他非常信赖。就在雷先生被捕前几天，老瞿骑车从台北回木栅，路上一辆大卡车撞来，他被撞倒了，昏迷不醒。雷先生正忙着和高玉树、李万居、郭雨新、戚世英、夏涛声、傅正等筹组新党。雷太太天天去医院看老瞿，对他细心照顾，路过《自由中国》社，讲到老瞿，忧虑他不久人世，念念不忘跟随多年忠心耿耿的老瞿。几天之后，雷先生被捕了。特务逮捕雷先生时搜查雷宅，径直走向各种文件、信件所在地，毫不犹豫。老瞿昏迷三个月后死了，临终前告诉雷太太，他曾被特务收买，供给他们有关雷先生的详细情报。大卡车撞死老瞿，是杀人灭口。
雷震的夫人宋英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的坚强，她的镇静，她的勇敢，她的度量与耐力，令人惊叹。雷先生被捕，一向温婉娴雅的雷太太，干脆住在《自由中国》社，料理被特务搜掠过后的残局，一面在那儿招待记者，强烈抗议执政当局对雷先生的诬陷，要求军法审判改为司法审判，呼吁海内外的支持和援助。
《三生影像》 雷震与胡适(1)
政治在我眼中，是一场又一场的戏。我关怀实际政治，而不喜参与，我感兴趣的是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就凭胡适那个人物，就堪人回味。雷先生从大陆到台湾之前，就在上海和胡适商量创办一个宣传自由与民主的刊物。《自由中国》是胡适命名的，杂志的宗旨是他在赴美的船上写的。《自由中国》创办时，他人在美国，却是《自由中国》的发行人，虽不情愿，也默认了，也为一小撮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撑腰。《自由中国》毕竟创刊了，他任发行人有关键性的作用。1951年，《自由中国》的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就激怒了当局，胡适因为这件事来信辞去发行人名义，引起许多人揣测。有人说《自由中国》和统治权力一有冲突，胡适就要摆脱《自由中国》了，以免受到牵连。既抗议了，又摆脱了。一箭双雕。
胡适在美国的反应，雷先生记载在回忆录里：
儆寰吾兄：
我今天要正式提议请你们取消“发行人胡适”的一行字。这是有感而发的一个很诚恳的提议，请各位老朋友千万原谅。
何谓“感”呢？《自由中国》第四卷十一期有社论一篇，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后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
我正在高兴，正想写信给本社道贺，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的文字！
昨天又看见了《香港工商日报》（七月二十八号）寄望今日之台湾的社论，其中提到《自由中国》为了《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论评，“曾引起有关机关（军事的）的不满，因而使到言论自由也受到一次无形的伤害”，“为了批评时政得失而引起了意外的麻烦”。我看了这社评，才明白我的猜想果然不错。
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名义，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胡适
四十年八月十一日
1952年，在他第一次到台湾以前，即1949—1952年期间，《自由中国》
已经闯了祸；现在，他公开演讲时，首先歌颂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立个铜像，博得全场掌声。接着话锋一转，说他是“不发行的发行人”，听众默不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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