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富弼下去了，韩琦在河北养老，文彦博成了朝堂真正的大佬。王巨开罪文彦博是很不理智的做法。
王巨说道：“恩师，当时弟子大捷后，知道朝堂中会有人很不满，更担心他们主动将那段横山交出去，因此用了一些计谋。不过当时想的是对付司马光的。却不想司马光被皇上贬放到洛阳修书去。没有司马光出面，文公只好自己带头。结果就这样扛上了。”
“怪不得。”
“然而也无妨，因为理念不合，这场冲突早晚而已。”
“但也不能纯粹怪文公，介甫公的一些新法确实很不好，就象现在实施的保马法。”
在宋初，还能看到宋朝骑兵身影的，特别是李继宣、魏能、杨嗣、杨六郎、田敏、秦翰主持的遂城之战。宋军几乎是清一色的骑兵。以至这一战成了真正的骑兵大会战。
其他几场大捷中同样看到骑兵的影子。雁门之战杨业的骑兵，满城之战、唐河之战、徐河之战，多是骑步兵配合，才取得的大捷。
然而后来骑兵似乎从宋军消失了，甚至去年的庆州之战中，王巨也因为骑兵数量少，还有许多禁骑兵骑术不精，并没有将骑兵象雁门之战那样。单独挑出来使用。
原因有三条，第一条西夏独立，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马源。
第二条原来宋朝人烟不稠密，因此朝廷有足够的土地置办牧场，就象广平监牧场养马五六千匹，占有邢赵三州一万五千多顷良田。不管用费有多少吧，最少能养好马。可随着人口的增涨，各个牧监逐渐被豪强侵占。
第三条官吏的腐败，使得养马成本渐渐增高，甚至许多马因为不负责养。死亡率激增。
由是王安石推出保马法。
五路义勇与保甲（指义勇军与保丁）听其养马，如果家产多者许养两匹。由牧监给马或官府给钱买马，不许强配。并且以防万一，还限制了数量，陕西五路每路不得超过五千匹，开封府地界不得超过三千匹。
保甲与义勇可以趁马捉贼，但不可超过三百里，开封府界养马免纳二百五十束粮草，还另外给钱。五路养马则免去每年的折变与沿纳（就是两税之外的苛捐杂税）。
三等以上每十户为一保，保户养的马若死掉了，全价赔偿。四五等户每十户为一社，若是死掉了则半价赔偿。官府每年派人视查马的肥瘦。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叶清臣曾查过，牧监养马三四万匹，占田九万顷，每年费百万贯，并且还产生了大量死亡。
现在由百姓养马，仅是免去了一些苛捐杂税，仅此一年就会节约很多钱帛，又不占田。
马承包到户，百姓不敢随便将马养死，因此马的死亡率会下降。
因为养马的是保甲义勇，那么就会有许多义勇与保甲会骑马，为朝廷储备了大量备用骑兵。
看上去真的很好。
但能当真吗？首先这个不许强配就不能当真。
其次官府给马或给钱，又是一个大大的问题，现在说得好好的，是陕西五路与开封府界，最后河北也来了，然后官府给钱哪，百姓必须买马，导致全国马价迅速高涨。但官府给了几个钱？
最后就是由百姓来养，百姓会不会用马来耕地，用马来拉货物？那么战马负重久了，还能不能跑得快？
这个问题王夫之也提到过。
他说熙丰新法，害之已烈者，青苗、方田、均输、手实、市易，皆未久而渐罢；哲、徽之季，奸臣进绍述之说，亦弗能强天下以必行；至于后世，人知其为虐，无复有言之者矣。其元佑废之不能废，迄至于今，有名实相仍行之不革者，经义也，保甲也；有名异而实同者，免役也，保马也；数者之中，保马之害为最烈。
这话说得太重了。
不过因为保马法延续到了明朝，所以也将明朝百姓坑苦了，它看上去是很美，百姓也巴望着因为养马而免征赋税，于是纷纷养马。可后来因为经营问题，种马死亡，牧地转用，养马之人又没有免掉服役，最后贫饿流亡，都是保马法害的。
养马，不是牧地不够好，不是人不能养，不会养。是因为在遇到旱灾时，没有粮草，遇到恶劣气候时，而死于疾病！
只有官办的牧苑，让马可以群居，游玩和嬉戏！官家有专门的牧马人，可以治疗疾病，官家有专门的牧草资材，可以在旱年也可以有饲料吃；和私自养马相比，一来一回，产量，品质都相差几倍。
自从周朝到唐朝，都是用这个制度。汉，唐可以用来保卫边疆的车骑之多，而不用担忧他的匮乏，何苦要引诱普通民众而陷他们与困境呢？执行这个政策的人，不以为这个为王安石的政策，也不这个是祸国殃民的政策，一个个争相执行，延及的灾祸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所以说保马之法最坏！
当然。他说得太激烈了。
但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只有官府办的牧监才能养战马，为什么呢，因为面积大，所以马才能群居，才能游玩嬉戏，也就是有足够的场地让它们奔跑，然而到了老百姓手中。没有足够的场地让它们跑，又让它们负重，即便养不死马，这个马上了战场，又会有什么表现？
然而这个问题很多。
汉唐能养好马，是因为他们的都城都在长安一带，关中本身就有着牧场，即便是南北河套，河西，离长安也不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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