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性是自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象王巨，对宋朝是很忠心，不管忠心于这个国家还是赵氏家山，但只要赵顼苗头不对，相信王巨立马乘船去海外做海外王去。
在国家扶持下，这些人生意越做越大，然后挤压了小市民的生存空间，贫富严重不均了，生存矛盾严重，外国势力进入后，迅速就造就了大量港灿。香港也就成了臭港了。
然而这些人真的会对国家忠心吗，官员们都很少有几个人做到爱国，况且是商人？看到苗头不对，立即撤资逃跑。所以报纸登载某某人跑了。何必之，空让人笑掉大牙！
因此这个政策从开始就是错误的，当然，也无妨。总会有错的政策对的政策，李世民还犯错呢。调整就是了。这个亏吃了权当一个教训，亡羊补牢，来得及补救，但别登……
不过这些蛮首们危害那可是比某某商人要大得多。
他们真会造反。真会杀人。所以一些蛮首们以世袭故，恣肆虐杀百姓，为患边境，“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就象偏远的夔峡路，一些蛮区至今仍挖人心肝为食，掳掠汉人当奴隶，宋朝装傻装不知道，王巨也装傻装不知道。不然怎么办，能找到解决办法吗？
所以一直到明朝。才想出这个政策的失误，于是出现了改土归流。
具体的是两种策略，一是从上而上，先改土府，后改土州。不过王巨考虑到眼下现实的环境，增加了一条建议，也就是以汉官为流官，为主官，土官为辅官，实权在流官之手。辅官则起安定辅助之作用，用以将各个生蛮地区百姓治理融合起来。
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如有的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
三是土官不法，残忍，导致境内百姓怨声载道，主动请求朝廷革除土官世袭，那么朝廷就立即派出官兵与其境内百姓里应外合，将这个蛮首铲除，改为流官。
也就是有机会，就立即抓紧改流，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改流。
但王巨补充了一句，没有机会的情况下，得创造机会，可前提就是有机会，真正没有机会，那么就不能用兵，否则代价太大了，弄不好就会陷入持久的战争。
就象王巨这次改土归流，多是没有机会，但他故意将兵士的薪饷发给这些蛮首们，让他们扣克，然后借助寨中的兵士之手，里应外合，将这些蛮首一一铲除。但王巨如果不这样做，而是强行平定，那将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这必须说清楚的，否则以后有大臣画虎不成反类犬，激起了民变，反而成了王巨的责任。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是平均了财富，财富悬差不大，民情就不会激愤，反之则反之。那怕进入了现代社会，不愁衣食，如果贫富悬差过大，还会有许多百姓内心不平。
二是没有了首领，就不容易集结各村寨百姓，百姓集结不起来，就不会产生造反起义的什么。
三是没有首领，没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百姓就不敢对抗官府。
所以后世的中国得感谢朱元璋，老朱虽然残忍，可棉花就是他推广种植的，改土归流也是他的创意……如果没有改土归流，就没有云南这个大后方，那么抗战时局面……不堪想像了。
王巨在广南西路花的钱帛吓死人，不仅仅是开发，还有一部分也就用在改土归流上了。可以说现在广南自宜州横山寨往东，三成蛮人地区实施了改土归流。虽然七成地区依然是土司制度，但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了。况且就是这七成地区，大部分地区也在推广汉化政策。
王巨将改土归流的构思上书了朝廷后，又请求朝廷派流官过来。
于是自杞州一切为二，划分为一州两县，朝廷择了广南的几名进士过来担任州县的流官。王巨又挑选了一些忠厚的蛮首担任县尉，每一个县好几个县尉，多了权就薄了。
然后看大理那边的反映，没想到大理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
大约他们看到交趾的惨象，有些畏惧，自杞对他们来说，也过于遥远，平时无法管辖，因此不大在意，两相结合，默许了宋朝经营自杞州。但这并没有结束，王巨又让各村寨挑选几个精明强干，略懂一些汉语的丁壮，让他们到一些汉人主户家做雇工，但不用这些主户发薪酬，薪酬是王巨发放了，主户的责任就是让他们干活，教导他们怎么去干活。干什么活呢，就是农耕生产了。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学会先进的农耕生产，而非是什么刀耕火种。那么一年后，他们返回各村寨，也就将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带回各村寨。否则还是象抚州蛮那样，俺们吃不饱了，只好下山来做强盗了……甚至往大里说，他们带回的不仅是农耕生产，还有汉人的语言，以及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利于双方的融合。
可大理那边没动静，相反，这事儿在宋朝闹得可不小。
宋朝政策，消积防御呗，既然消积防御，如何赞同主动进攻式的改土归流？于是纷纷上书，自此朝廷南方进入多事之秋。
不过让许多人失望万分，经过王巨的治理，整个广南西路似乎又要进入“大同”状态。至少几乎没有再象以前那样，有许多抄掠现象，或者贩卖人口导致大量人口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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