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更改主要是有的官员想提高策论地位，首发者也不是范仲淹，到了范仲淹时才正式定位策论比诗赋重要。
也就是如果甲学子策论写得好，诗赋一般，乙学子诗赋写得好，策论写得一般，那么就要录取甲学子。后来这条改革取缔，如今又回到重新，诗赋比策论重。
但经过这次改革，策论地位开始上升，这是王巨的好消息。
还有一条好消息，原先宋朝时文流行的是太学体。
石介仇视由杨亿兴起的西昆体“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词，浮华篡祖”，提出“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
这种理论在太学生中影响很大，但从五代起一直到宋初，都喜欢风花雪月，不写风花雪月又写什么呢？于是出现一种险怪涩的文风，其代表人就是宋初的文人柳开。
直到嘉佑二年科举，也就是苏东坡那届科举，欧阳修为主考官，狠狠打击了太学体，当时还引起一场很大的风波。经过这届科举后，古散文体这才正式走上舞台。
这个对王巨帮助作用更大。
让他写古散文体可以的，但让他写那种太学体，估计比让他写诗赋还要头痛。
只可惜诗赋现在仍重于策论，否则那对他更有帮助。
不过经过这次改革，先策论的程序却保留了下来。
第一天考的就是策。
整整三道策。
其实正规的不是三道策，而是五道策！
这是考虑到延州的学子的能力以及延州的胥吏能力。
一天时间让延州学子写五道策，估计大半人得要交白卷，写好后还要誊抄，延州也没那人手。
到明天上午考的乃是论，然后官府派人送一顿午饭来，大家吃过饭，稍做休息，带切韵进去，作一首诗。
第三天作赋帖经墨义。
然而对于大多数学子来说，第一天则是一个鬼门关，尽管是照顾的，那也是三道策，一千多字，怎么写！
胥吏发完了笔墨纸砚后，开始将用大字写在纸上的题目张于厅额。
然而每张一道策题，下面就喧哗一次。
第一道策是国家马政。
还有一段附录，薛向的两道奏章以及欧阳修的那道奏章。
程勘出这道题也合乎延州的情理，去年春天他置了买马社，后来取缔了。
关健这怎么写？
如果说程勘做对了，那么为什么后来又取缔了？
如果说不当置买马社，那岂不是在打程勘的脸？真写了还想中啊？
第二道继续，西夏侵耕屈野河与土门。
土门也是没藏讹庞侵耕的受害地区，程勘出这道题目同样合乎情理。
关健是当初程勘看到军纪不振，于是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态度，这曾经让延州北部边荒一带的百姓十分不满。
程勘直接将当初这个问题抛出来了，自己怎么写，难道说程勘消极防御是对的，西夏人太强大了。或者说两国之间，当以和为贵。似乎不妥啊。俺们可不是中原那些不知道西夏危害的学子，身在延州，能说这样的话吗？
要么说当反抗，西夏人没那么强大，坐中的一个人带着一群村民就将六百多西夏兵士干掉了，但那样又能写吗？
实际王巨看到这两道题目，也有点儿瞠目结舌。
老程这想干嘛？
第三道题来了，三年不言，自是常事。
这句话来历是出自《尚书·说命》，商高宗父亲死了，心中悲伤，三年不说话，于是大臣们来说，商高宗便请出傅说，商朝大治。然后《五经正义》中作注，“言王居父忧，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录此句于首者，谓既免丧事，可以言而犹不言，故述此以发端也。”
然而五经正义那么厚，以延州学子的水平，有几个人记得住，还以为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有学子便议论，说是题出错了。
程勘在帘后冷哼道：“这是本官出的，难道能出错吗？”
九成的学子脸色古怪，还在逐磨呢，为何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变成了三年不言，自是常事。
就有胆大的学子上前请教，也同样也是规矩，如题中有疑难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考官于帘后详答。若是规模大的科举，分成了若干主考场，那么就由主文代主考官详答。
程勘却在帘后不悦地说：“连这个都不知道，还来科举？要不要本官替你代考？”
请教的那个学子傻眼了，只好退下，再次苦思冥想。
王巨看着题目，他没有想如何破题，而是在想程勘这个人。
这是王巨内心的一个重大秘密，考场讲运气，这个运气不仅是考题正好是自己熟悉的，例如这个三年不言，还有那就是自己写的东西合不合考官的胃口。
是否合考官的胃口，得看考官的性格。
若是换其人来王巨未必能摸透，不过程勘倒是知道一些，况且又打了数次交道。
这个人算是一个做实事的官员，也不喜多言，谈不上激进也谈不上保守，属于中间派的那种，类似的人还有张方平这些官员，比如没藏讹庞侵耕土门，剽掠百姓，程勘只是被动防御，王文谅投奔程勘，程勘没有学郭劝，立即主动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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