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因为赵顼的袒庇，这一条怦击得不够猛烈。
不过也有部分大臣还是认可的。
为何，尽管现在八成大臣认为，朝廷真的需要王巨。但在一些老家伙心中，多少还有些不平衡，毕竟王巨虚岁才三十六岁。
而在宋朝论资排辈，依然有很大的市场。
并且不管是否是皇上下的诏令，王巨将这些重臣软禁了那么多天，也是不对的。
第二条罪状那就恶心人了。
祖宗之法说齐人。王巨也说齐人，但两个齐人一样么？祖宗的齐人只是为了缓和矛盾喊出来的口号，但到了王巨这里，却成了真正的相齐，士大夫与武卒相齐，父母与儿子相齐，天子与庶民相齐。没有尊卑之分，由王巨这样执行下去，国还是国么？
不要以为司马光是攻击王巨，实际这一条罪状大半是发自他内心的想法。
在他心中是极其重视名份尊卑的，所以《资治通鉴》从魏赵韩三国瓜分晋国开始修著。
同时也喊出贩夫走卒不能穿罗抹，这句让后人感到无比荒谬的话。
因此站在后人的角度，公正的评价司马光与王安石，不错，党争是从他们手中产生的，王安石性格很倔，变法确实有不少不好的一面，但心性上，王安石绝对是高洁的，用心也是良苦的，就是变法不好吧，也只能说王安石好心办了错事。
但司马光吗，除了《资治通鉴》外，几乎是一无是处了，当然，有可能李刚父子会很喜欢。
他是这样想的，然而加了士大夫与武卒相齐，父母与儿子相齐，天子与庶民相齐，岂不是更恶心人？不过还真让他说中了，王巨想推广的正是这种彻底的齐人，但在宋朝，却从未流露过。
因此许多大臣就在心中想，王巨真的是这种齐人吗？
包括老王也觉得过了，王巨顶多想的是齐税罢了，但就是齐税，他都不敢执行，执行的仅是齐商税，而且一再说了，不是绝对的齐，只是理论上的齐，也就是上层的权贵商贾稍稍纳一些税赋，以便给底层百姓与国家财政带来更多的生机。
不过有部分大臣却被司马光误导，如果真的这样齐下去，齐到最后，会不会真的出现士大夫与武卒相齐呢？
第三条罪状又来了。
永乐城之败，乃是朝廷穷兵黜武之错，与文彦博有何关系？莫名其妙地将三朝重臣贬到了杭州。仅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商贾，就将文彦博再度贬到了池州。
难道文彦博没有一个商贾重要？
司马光身后就站着许多商贾，但即便在宋朝，商人也是原罪。司马光当着他们的面说，这些人也没有多少排斥，而且在他们心中，与文彦博相比，确实屁都不算一个。
实际上朝廷将文彦博贬到杭州，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乃是文彦博可能是刺相案的幕后指挥者，第二个正是他无孔不入的打探。得知王巨与赵念奴的私情，逼得王巨远走海外，导致两场前所未有的惨败。
可是司马光偏偏当作不知道，刻意断章取义。用此弹劾王巨包庇海商。
第四条又来了。
文彦博仅是一个误判，如此重臣就立即贬斥。好吧，律法必须要公正，那么试问海商们痛打知州周浔，将一些寻找部曲的豪强子弟与奴仆捆绑在大树上敲诈勒索。恫吓宰相孙固，又将李家二郎与手下几个家奴绑架到船上，私刑逼供，为何朝廷置若罔闻？
第五条，自古以来，以德化育人为治国之策，然而朝廷却规劝百姓设法谋利，道德不存，天下百姓皆以利而熙熙攘攘，以后如何治理之？
如果不放在这里。这句话还颇有远见的。
就象王巨的前世，二长老改革，可是百姓思想放不开，下面的官员也弄不明白，因此提出不管是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用此活跃死气沉沉的大环境。
但是经济渐渐活跃了，就要重视道德宣传了。然而因为后面没有注意到这一条，许多人产生了拜金主义，社会风气也向不好的方向扭曲。
可是王巨推出银行司。只是想让国富民富，与道德有毛的关系！
难道有钱了，就一定为富不仁了！
如此，那么朝堂上这些顶级士大夫个个都是有钱的。那个个都是为富不仁了。
张商英以前一直在下面，听说过司马光的厉害。
但没有想到这么厉害，他嘴巴张了张，心想，这个老家伙真能编啊。
第五条，本来宋朝人口稠密无比。然而王巨却劝说百姓弃农从商，兴办作坊，粮食才是国家的根本所在，如果天下百姓一起不种田了，到时候吃什么？
“停停停，”赵顼急了。
同样，不能说司马光说得不对，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但无农则不稳，所以象美国这些发达的国家，那怕粮食每年不得不出口，还对农民实行财政补贴。
但问题是以宋朝可怜的工业基础，能侵占多少耕地哪？
赵顼根本想不到此节的，他想的是其他两个方面，可能是作坊侵占了一些耕田，不过王巨先是推广了棉花，马上又带来那种高产的粮食，那个玉米与红薯的什么，能保存的时间更长一点，要到明年春天才能种植了，但那个土豆因为保管不善，大多开始腐烂，因此切成丁，从王巨回来后就开始育种。并且赵顼还在御花园里抽出一分地，让太监种植观察，现在未到收获的时候，但看上去长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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