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除了科技生产力跟上去外，彼岸许多制度已经不亚于民主制度了。
现在彼岸仍没有宋朝富裕，不仅人数太少，平均财富也不及宋朝，宋朝穷人多，但有许多富人手中的钱财多得吓人，因此一平均下来，依然远胜过了彼岸。
当然了，王巨宁愿要彼岸那种财富，也不会要宋朝这种财富。
但正是因为制度教育各方面的不同，就连财富，彼岸也会大踏步地追上来。
甚至将来两边财富相差无几时，这边八成的财富控制在一成人手中，那边二三四等户手中的财富将会达到八成以上，也就是中产阶级比例会是宋朝的数倍。
不过这些想法，王巨不会傻呼呼扫王胜的兴说出来的，放在心里了。
王巨选择黄道吉日。
他多少年都没有回来祭祖，并且说不定去了彼岸，也不可能回来祭祖了，所以这次祭祖十分地隆重。
黄道吉日在九天后。
但到了第三天，王巨忽然收到蔡确一封信，信上的内容让王巨啼笑皆非。
这件事得从竹纸作坊说起。
王巨让王安石所逼，将竹纸作坊卖给了高家，一是赌气，二是想着法子与高家拉近关系，不是高家，是高滔滔，怎么着，也要尝试吧。
然而毛用，他一个人，那时文彦博他们是一群人，无论他做多少努力，高滔滔对他的应象越来越恶。
但竹纸作坊到了高家手中，朝廷休想得到一文钱商税了，甚至一个机灵的福建路百姓不知用什么手段，也得到了竹纸技术，虽不及高家这个竹纸，不过胜在便宜，然而仅过了一年时间，便让高家利用一些手段将此人送进了大牢。因此仅是这个作坊，每年几乎就可以替高家带来四五十万贯以上的利润。
王巨不是圣母裱，不可能为这个不认识的人去抱不平的，不过他心中很是不喜。
于是暗暗地将竹子引进到彼岸，彼岸也有竹子，只是数量很少，还有许多竹子不宜做竹纸。
不过这个竹纸连彼岸的纸张也满足不了，况且各支船队每年还要运输大量纸张贸易呢。
王巨因为心中不喜，索性便减少了竹纸的采购，增加了麻纸与藤纸。
高家还派人询问过这件事，彼岸答复也简单，就象麦子平时一斗三十文，粟一斗不足十文。但西北战急时，不管是麦还是粟运到前线，最少得三四百文钱。在这三四百文前，十文与三十文有何区别？
这是军粮的运输成本。海上的运输成本更高。
那么竹纸与藤纸麻纸些许差价，又算得了什么？
差价不大，竹纸现在质量虽然提高了，但韧性可及藤纸与麻纸？彼岸虽开始调运竹纸，可得不到人家的认可，因此现在不得不以藤纸麻纸为主了。
这样便将高家人糊弄过去了，实际海上运费虽高，但一艘船往往以万石计算。平均下来，并不是大家想像的那么惊人。
竹纸在大食倭国那边同样受欢迎。
不过人家不买，难倒强卖不成？高家与这件事无关了。
然而彼岸的大肆采办，导致了许多地区纸作坊生意兴隆，包括越州的一个藤纸作坊，作坊主叫郭元章，这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吸收了宣纸与竹纸的一些生产技术，用古藤、楮树皮、麻、稻草以及其他十几种材料，研发出一种新式藤纸。不仅成本便宜，而且纸张质量也不错，便成了彼岸采购的重点对象。
特别是去年三千万大采购。郭家就分到了好几万贯纸张的业务。
郭家生意兴旺，引来一人垂涎，当地有一马姓衙内，他父亲就是江南西路转运判断马回景，这个马衙内便亲自来到郭家，拿出五千贯绢交，说俺买下你这个作坊了。
郭家这个作坊现在规模很大，不提名气了，就是硬件成本最少也有四五万贯钱。郭元章不同意，然后麻烦上门了。
在马衙内相逼下。郭元章气急，决定鱼死网破。先是假假的屈服，收下了马衙内两千订金，然后暗中将这个作坊以三万贯的价格，便宜卖给了杭州一个姓钱的员外。
随后郭元章带着这三万多贯绢交，来到银行司换成了金条，找到与他交好的一个夏姓海船船长，在夏姓船长帮助下，秘密逃向了彼岸。
找不到郭元章，马衙内与钱员外开始扯皮了，钱员外背景也不小，属于钱俶一脉的，虽不是钱俶的后人，但关系不是很疏远。
谁怕谁啊，最后都惊动了杭州与越州的官府。
杭州知府滕元发与越州知州刘载便找到了夏船长，郭元章既受了马家的订金，那么就不当将作坊卖给钱家，至少现在将那两千贯订金退给马家吧。
夏船长便怒了，先是责问滕元发，公素有声名，有人说公颇似公之外祖父与舅父之风（范仲淹与范纯仁），但现在怎能为非作歹，为虎作伥？
滕元发很冤枉哪，问，某哪里为非作歹了？
夏船长便说，郭元章家的作业最少价值五万贯，每年净收入达到近万贯，马衙内凭什么用五千贯就将这个产业收买过去？公难道不知道吗？
滕元发便看着刘载，他真不知道啊。
刘载便不悦地说，那么为何郭元章不来州城诉讼？
夏船长可不会惧他，反问道，诉讼？知道为什么郭元章将五万贯的产业以三万贯卖给了钱员外？正是你们越州诸胥吏衙差恐吓威胁，郭元章走投无路了，这才将它卖给了钱员外。试问刘知州，你们官官相护了，他上哪儿诉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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