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王巨，他后面已经缀了许多顶级职官了，那继续再缀吧，反正正一品从一品正二品从二品的职官有很多，真不行，多缀几个节度使就是了。
其次是章熊二人，不但封授了一些顶级职官，还与刘昌祚、苗授封赏了国公。不过刘苗二人封赏国公是有前提的，两人老了，这次又经历了许多长途跋涉，比如苗授从熙州带兵打到柔狼山，又跋涉到了北河套，刘昌祚从灵夏打到了河东，于是两人陆续病重。
西北苦寒，战事结束后，朝廷陆续下诏，让两人回来养病，但情况很不好了，这才赐为国公。
不但他们两人，包括李宪、林广、姚兕、张守约、王广郁等将皆抱病在身，只是吊着一口气在战斗着，这一战打完了，未来很久宋朝也不会发生大战役了，他们本人同样功成名就，于是一一病倒，只好调回京师养病。
实际上有的人在史上早就病逝了，只不过王巨自从王韶死后，对边境诸将一直很重视，刻意聘请了一些有名气的大夫，呆在这些重将身边，保养他们的身体，这才延续了他们的生命。
功成名就，一口气松下去，一些老将也迅速不行了，实际上王巨还没有离开宋朝，陆续地就有一些老将病逝。
余下姚雄种谊等七十二将，赐候。
这七十二将除了二十几员老将外，余下的将是宋朝未来边防的中流砥柱。
随后赵顼病重，王巨得到消息，立即上书，一是将陕西一划为二，原来有很多编置现在不适合了，比如府麟路，原来孤悬在上面，只有从河东路调拨供给，所以划在了河东路。
但现在位于河套南路与鄜延路之间，再将它划为河东路，显然不合理。
然而这样一来，陕西路未免太过庞大。因此王巨建议将陕西路一切为二，陕西南路包括原来的永兴军路、泾原路、秦凤路、熙河路、湟州路与河西两路，陕西北路则包括环庆路、鄜延路、府麟路、河套两路、灵夏两路，分别置经略安抚使，提举使，制置使，转运使，分控整个陕西十四路的军政财大权。
这也是未来需要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对王巨一个无形的权利掣肘。
第二个举措则是轮戍禁兵，将现在陕西路的大半禁兵轮戍回京，其中一半又调往河北路。毕竟河北路无险可倚，军民又不习战，万一让辽国看到这个漏洞，恐生叵测之心。
但这么多久经沙场的禁兵调到河北路，辽国人也就老实了。即便不老实，宋军也能做到给他们迎头痛击。
这么多禁兵调回去了，必然从其他地方调拨禁兵过来充实。
后者未得到什么好处，王巨对他们又不熟悉，军事上需要这次轮戍，实际也是对王巨一次无形的掣肘。
王巨也没办法，安定安定，安不行的，得定下来。
即便自己五月离开西北，西北只能说勉强做到粗定，还不能说真正的定。
自己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高滔滔的猜忌没有道理，而且皇上还未死呢。
“蔡公，当年王莽安禄山皆以忠善著称。”
莫须有！
反正我不放心。
确实高滔滔是不放心了。
无论手中掌握的兵力，或者在宋朝的威望，王巨如日中天，无一人能及。
蔡确无辄了，别看他是当朝首相，如果高滔滔认死理了，蔡确最后必拜下风，他只好说道：“太后，文公已老。”
“哀家欲以文公为门下侍郎加太师、平章军国重事。”
太师的什么，蔡确不是太在意。
关健是这个平章军国重事，它出自唐朝，位在宰相之上，不常设，以位处高德老臣，以示宠幸，非朝日不用来政事堂处理政务。
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就罢了。
这又要说到制度问题，其实三省制度出来后，中国政治制度基本完善了。
尚书执行，门下审议，中书决策，再加上言臣监督，后来各国变来变去，无外乎还是这四个基本核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罢了。
比如宋朝的差官制度，宰相久掌朝堂，对国不利，因此宰相做了几年后得让他下去，然而这个宰相不甘心呢？现在有了差官制，便很好解决了，比如赵顼让韩琦下去，于是制特授守司徒、检校太师、兼侍中、扬州大都督长史、淮南节度、扬州管内观察处置营田等使、判相州军州事、同群牧兼管内劝农使，加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仍改赐推诚保德崇仁宗正协恭赞治亮节翊戴功臣，散官勋封如故，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主者施行。又赐第一区于京师，擢其子韩忠彦为秘阁校理。
其实真正的官职就是判相州。
但是这些守徒、检校太师、侍中、扬州大都督长史、准南节度使、扬州管内观察处置营田使，都是拿工资的最顶级职官，一是会使很多工资，二有了足够的荣誉，好了，朝廷没有委屈韩琦了。
再说这个监督，到了后世，也不过如此，只不过监督的手段变多了，纪检部门的盘查，是一种监督，律法判决也是一种监督，舆论也是一种监督，民主国家选票制度也是一种监督，选你上台了，你得做好，做不好，俺们下次就不选你了。
然而也不要以为它们就真的进步了。
律法判决，弄不好就成了打压政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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