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闹将开来后，现在的高滔滔也都一笑了之了，你一个吕诲就是舔高滔滔屁屁，人家也不会领你的情。
第十条，王安石“居政府与知枢密者同制置三司条例”，意图“兵与财兼领之”，“掌握重轻可知矣”，其所作所为，“实动摇于天下也”
只有这一条说中了，王安石在集权，可这个集权是赵顼准许的。
按照惯例，御史在朝堂上弹劾宰相，宰相是不能还嘴的。
不过私下里可以向皇上申诉。
但还用得着申诉吗？王安石也气着了，俺气出病了，请病假。他这一请病假好了，中书彻底罢工。
赵顼不得己，将曾公亮与王安石喊来问话，问王安石怎么办。王安石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于是出吕诲于邓州，苏颂写制书，他问曾公亮这道制书怎么写，曾公亮只说了一句话：“章辟光治平四年上书时，王安石在金陵，吕惠卿在监杭州酒税，如何得教？”
苏颂会意了，于是草写：党小人交谮之言，肆罔上无根之语。
赵顼看到这一句大惊，这句批上了，吕诲算完蛋了，苏颂无奈道，乃是曾公说的。赵顼也无语。
但这个十条大罪，让王安石终于失望了。
于是他推荐吕公著接替吕诲为御史中书，由翰林学士到御史中丞，严格来说，是平级调动。但没那么简单，因为吕公弼是枢密使，按照规矩，吕公著做了御史中丞，吕公弼就得要下去。
这是有意相逼吕公著，我初来京城，孤身一人，巴结你，你可以不睬我，但我现在是参知政事，继续巴结你，你凭什么高高在上？
然而吕公著就是高高在上，甚至默认吕公弼主动辞相，他就是不接过王安石送来的橄榄枝。
吕韩范，吕！
这才是大宋眼下的第一豪门。
王安石没办法了，也不能再拖了，变法开始！
第四百零二章 在等着
王安石先将薛向调为淮、浙、江、湖六路发运使。
王安石哼哈二将一衙内，哼哈二将，吕惠卿，韩绛，一衙内，王雱。实际这说法也不大对，还有两人，薛向与王韶，若没有薛向，王安石没那么快将宋朝经济扭转过来。至于王韶作用那更不用说了。
王韶这条线王安石暂时还没有搭上，但还有其他几个助手，小苏，章惇，大程，吕嘉问，这也是寿州吕家子弟，王安石好不容易争取过来的，还有周敦颐。大程与周敦颐名头太大了，可实际他们在政治上表现很丑陋，之所以依附王安石，全完是一个政治投机者，想上位的。
这个也无妨，实际想上位才是根本。当真为了国家命运，才跟你混啦？
有几个人能有那高尚的情操，那么都不用变法了。
后来一一反水，有政治问题，也有王安石问题，没有及时给他们最想要的东东，更高的官职！
薛向南下，第一条变法开始，均输法。
它针对的就是开封。
这是这时代最繁华的城市，相当于后世的北京与上海结合体，一是权利政治中心，二是经济中心。不仅担负着京城几百万百姓的供给，并且它还是这时代最大的中转枢纽。
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然后再转销到其他各州县，比如杭州来的货物，到了京城脱手，但不是在京城卖，往往去了河北陕西辽国西夏。
因此相国寺北面的金帛行往往一笔交易。能达到几十万几百万贯钱。所以樊楼那一顿几百贯几千贯的昂贵酒宴照样有人吃。而且五大酒楼。一到傍晚，楼楼客满。
这些生意大部分是商人自发行为，还有一部分是朝廷干涉。以前朝廷便设立了一个发运司，将南方的柴米油盐运到京城，然后转销出去，或者库存，或者发放，并用多是民生用品。还有一处发运司。陕西三门白波发运司，这个主要调济陕西货物的，不常设。
然而这个发运司有一个最大的弊病，那就是职权很小，是执行机构，非是决策机构。说通俗一点，他们手中没有主动采办的权利，而是三司发下一道命令，上哪儿买什么，才能去购买。关健三司官员都在京城。这个问题也不要紧，要命的是官员耻于言利。也不去做调查，凭空想像。
然后问题来了，这边没有货，但三司偏要发运司去购买，导致用高价买回来，那边有货，三司不让发运司购买，于是货烂掉了都无人过问。糟糕的是在后面，因为三司官员不喜欢做调查，凭想像去下命令，调来的货物往往京城早就有了，但没关系，反正东南角那么多库房呢，于是放在库房里积压、腐烂。那边京城里紧缺的货物，发运司却没有买回，导致京城越缺就是越缺。
所以这条改革就是权利转移与下放。
从三司手中将这个权利转移走，进一步架空三司，这个大采购与三司无关了，全部下放到了发运司手中。
让发运司派专人察看，京城那样缺，那样多，购买缺的那样，停购多的那样货物，那么运来的货物就不会产生积压与浪费。然后再派专人到各地察看，哪里出产，哪里不出产，朝廷就会以最低的价格将货物采办回来，并且救了百姓的急，平稳了物价。
具体就是八个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让开紧缺价高地区，在便宜地区购买所需物资，这叫徙贵就贱。如果多处丰收物贱，就到距离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这叫用近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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