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又恶心了一回赵顼。
所以赵顼有了后来的心理。想变法，必须给王安石更多的权利。给了更多的权利。赵顼又更加不放心，于是坚持“异论相搅”。朝中一直留着反对党。
这样的心理……
王介甫，你真做好准备了吗？
诸位官员鱼贯入殿。这个朝会也不是象后人所想的那样，第一人很多，即便起居朝也有近百号人，这种大朝会好几百人，实际京官更多，还有许多更低层的京官，连参加朔望大朝的资格都没有。
其次越是大朝，越是近乎形式。一般言事，都是将奏子递到两府或者御史台，再通过这三个部门决策，若是事关重大，再由三个部门交给皇帝亲批。另外就是一些亲近的大臣有密奏权，直接交给皇帝的，有，不过不多。
另外就是不得有违朝仪，如范仲淹问王曾，你为什么不管吕夷简，王曾说了那句有名气的话“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后来忍无可忍了，吕夷简，我们同归于尽吧。
他不用上书，只简单地来到赵祯面前，说吕夷简收贿赂，结党营私。吕夷简说证据呢。王曾微微一笑，何必要证据。然后又将它放大到朝会上，导致蔡齐与宋绶二人在朝会上争吵。蔡挺王，宋挺吕。行了，有违朝仪，四个正副宰相全部下去！
所以一般真正的大佬，除了言臣外，罕在朝会上奏事。
就是害怕被“小臣”挟机火拼，以小换大，将自己换了下去。
因此往往大朝会，多是一种形式，大家走一下过场，便散朝，各回各的部司做事了。
但这次大朝会有些例外。
大臣鱼贯而入，有几个大臣，特别是几个言臣准备参奏王巨的。
他们还没有说话呢，吕惠卿走了出来，举着牙笏说道：“陛下，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见在斗斛，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前钱斛就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令随税输纳斗斛，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信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凶物贵，然后出粜，所及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得以趋时赴事，兼并者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焉，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绪，推之诸路。其广惠仓储。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馀并用常平转移法。”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原诸路常平仓、广惠仓因为管理不善等原因。钱谷敛散，没有发挥好它们的作用，更没有获利多大的利益。
这个利益不是指盈利多少，而是它们原本的作用。
比如常惠仓是救济为主，常平仓是调控物价，丰年粮贱存粮，灾年粮贵粜粮，用此平稳粮价。
然而因为管理不善。国家每年为这两类仓花费良多，实际并没有真正做到救济多少寡孤，平稳多少粮价。
这就是动用常平仓与广惠仓的理由。
有了这个前提，便有了后面的策略。
这个苗税不是指唐朝的青苗税，那个更坑爹，唐肃宗后，国库空虚，连官俸都发不出来，因此国家强行向百姓征收每亩十五文的税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五文，后来二钱合一，每亩征三十文钱。亦名青苗钱。
它是指宋朝的两税。
也就是各路转运司必须将两仓原有的机制发挥好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抽出一部分常平仓与常惠仓的粮食，再从两税中调拨出一些钱粮，用于发放青苗贷。一年发放两次，根据其时间，随着夏税或秋税到来时，与税一道交纳。
此外还说了两条注意事项，第一条遇到灾伤。也就是家中遇到了不好情况，准许其拖到下次两税丰熟时交纳。此外仿照李参的青苗钱为例。愿意借的人才借这个青苗贷，并不强迫。
但下面的一句话让很多人牙痛了：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信息。
大灾之年，没办法实施青苗贷了，那是特例。但在平时，朝廷在发放青苗贷，各位豪强富人们，你们就不得再发放任何形式的高利贷！
后面说的则是广开常平仓，以前常平仓调济的对象主要就是市井百姓，现在是正式开售，向所有人贱买贵卖，控压粮价，朝廷顺便用之弥补仓储损耗以及稍稍获利。
其次便是提举常平司。
以前各路有转运司、刑狱司与安抚司，常平仓则是有转运司或本州选幕职清干者官员一名专掌其事。自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后，于各路又设置了提举官与管勾官，河东、湖南、梓州、利州、夔州各二员，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福建各一员提举官，又差官同管勾陕西、江西、湖北、成都、广东、广西、福建各一员管勾官，凡四十一人，主要管理的就是青苗贷、常平仓与常惠仓。
现在青苗法还没有完善，提举司同样也没有完善，所以只说了一句，每州选通判或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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