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从公心立场上说的。
从私心来说。这是今天早晨王巨临行，听到邻居有一个孩子得了天花。一家人哭得泪如雨下，这让王巨也担心了。无他，自己也有了子女，能不担心吗？
事不关己，权当高高挂起，事若关己，还能挂起？
于是在临离开京城前，抢了一点时间写下这份奏折。
王巨道：“陛下，管用。”
“你那来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学问？”
“多看多听多想。”王巨答道，又说：“陛下，诸公，我走了。”
说完翻身上马，因为动作熟练，身体灵活，这个上马的姿势十分洒脱，让人看上去都能产生心旷神怡的感觉。
赵顼转头低声对王安石说道：“西北无忧矣。”
与王巨上马动作无关，而是这篇奏折，王巨马上就要去西北了，还有心情管什么天花，说明王巨心里面，已经有把握应对这次危机。
随着王巨离开，京城百姓又是担心又是期盼。
其实王巨这一行，比他想像的还要严重。如果胜了，宋人就能渐渐拾起丢失的信心，如果败了，说不定都能连带着拖累王韶的河湟开边。
……
王巨来到洛阳，小苏听到后立即替王巨接见洗尘，不过小苏却将王巨带到城外的一处草市。
坊场河渡的改革，就是将一些中小型草市、非战略性的河渡，以及经营不良、出现亏空的作坊作监坑矿等产业，经过专人估价后，根据其各自的性质以三年或五年为一个期限，由商人交纳保证金后，进行匿名拍卖，由价高者经营。
但这个草市并不包括那些正在向集镇脱变的特大型草市，那种草市可不能这样玩，牵涉的百姓与利害关系太多了。
这些中小型草市，实际上就是王巨前世的农贸市场，三五天一集，周边百姓拿来瓜果蔬菜与特产，小商小贩也拿来日用百货到草市，或买卖或相互交易。
商人拍卖下来后，由他们派家中仆役来管理与征税。但如果草市有邸店酒肆等，商人不得征税，继续由国家管理与征税。
这个改革执行后，赞成的人很多。
原因简单，未改革前朝廷也征税，是派胥吏来征税，未必是所有胥吏都会苛民，但因为征税绫乱，征税所得十成有九成进了各个胥吏口袋。改革后，你们这些胥吏，从此解放了。随着免役法渐渐执行，利处会更大，因为每减少一名胥吏，就等于替国家节约一笔开支。
到了私人经营，同样会有苛征的情况。
所以一开始执行时，依然有很多反对声音的。不过随着就渐渐消失。
原因依然很简单，这些前来交易买卖的都是普通平民百姓与小商人，就象王巨才来王家寨一样，一文钱都是好的，你可以乱征，但我可以不来。甚至有人宁肯多走上十几里路，也不想多交几文钱的税务。没有人来交易，上哪儿来征税。
这就逼得各个商人不得不合理的征税，甚至有一些聪明的商人，还想出一些名堂，吸引大家前去交易。
也不要小看了这些草市拍卖所得，往往一个小草市拍卖所得不过几百贯钱，甚至只有一两百贯钱。那些上规模的草市也不过几千贯钱。
然而整个宋朝有多少草市存在？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仅是这个草市拍卖所得，便占据了坊场河渡改革收入的一半。
不过坊场河渡改革也不完全是十全十美的改革。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估价的过程，往往因为原先资产与账目管理的混乱，不能很公正地估价，甚至豪强与估价胥吏联手，欺瞒官员，估价严重过低，转移了朝廷的实有财产。
这也是避免不了的。不要说这些国有资产，即便是王巨那个竹纸作坊，随着规模越来越大，去年也在管理与账目上出现了严重的混乱，以至李贞刻意在今年春天来到京城，向王巨询问解决方法。
随后李贞回去后，立即大肆整顿。但现在还不能说彻底解决了，只能说没有将它扩大。
原来王巨还有一个提议的，比如虔州的船坞，它是宋朝最大的内河船坞。论规模最庞大，论技术最先进。论工匠数量最多。但它是国有船坞，专门替朝廷造运输的内河船只。
因此忙时忙得气都喘不过来，闲时能闲上几个月。如果也进行改革呢，比如清闲时，可以让这个船坞接私活，一能提高工匠的待遇，二也能替国家带来部分收入。
不过那样，管理与账目必然会产生严重的混乱，王巨便没有提了。
还有，之所以这些监坊坑矿亏空，九成原因乃是胥吏贪墨，拍卖后，与这些胥吏无关了。那么这些胥吏能高兴吗，所以在下面也闹事抗议。
只是他们话语权很小，加上执行于王安石变法前，等于与王安石变法切断了关系，所以这些人一直不成气候。但给了许多匠户生机，应当来说与宋朝的“仁爱人道”政策吻合。
再者，它于执行免役法前执行，否则就会造就一大批“下岗工人”，那又会引起争议。
应当是一次成功的改革吧，无论是下面，或者是上流社会的舆论，称赞的多，反对的少。
走在熙熙攘攘的草市上，小苏感慨地说：“子安，这才是真正的变法。我不是反对变法，如果都象这样变法，我干嘛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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