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魏人觉得，倘若这位君侯当时身体无恙，韩国的结局肯定是更加凄惨。
这不，就连朝廷与肃王赵润都认可这位君侯的才华，请这位君侯坐镇汾阴。
对于这种论调，赵弘润自然是乐见其成的，毕竟日后魏国的河西战略与河套战略，他就准备托付给临洮君魏忌，以及砀山军大将军司马安——有这两位坐镇魏国的西北边陲，无论是秦国还是羌胡、林胡，都别想占到什么便宜。
不过话说回来，在击败了韩国之后，一直以来在韩国面前非常压抑的魏人，有些像庆王弘信，自信心难免就有些膨胀起来。
这也难怪，毕竟魏国已经打败了楚国、三川、韩国、秦国，除了同盟国的小弟卫国外，魏国周边强邻都已被魏军轮了一遍，在卓著的对外战果下，许多魏人难免开始拍着胸口，洋洋得意地表示『我大魏天下第一』。
甚至于，因此滋生了一些盲目乐观的论调。
比如『今岁破邯郸、明年亡韩国』，比如『远征秦国、夺回陇西』，再比如『讨伐巴人报房陵之恨』，等等等等。
对于国民逐渐膨胀的自信心，赵弘润虽然感觉不太妥，却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毕竟他可以去教训一个日渐膨胀的赵五，但是国民的膨胀心理，他就没办法了。
总不能直接泼冷水吧？
难道告诉他们，韩国很强、魏国暂时只是虚假的强盛？
最终，朝廷选择视而不见，毕竟在赵弘润等人看来，国民对此的热情应该只是暂时的，待过些日子心中的热情消退之后，自然会因为生活琐事而冷却下来，不至于闲着没事拍着胸口去猜测朝廷几时起兵讨伐巴国覆灭韩国这种不切实际的事情。
不过，国民的自信心膨胀也有有利的一面，就比如说，魏国逐渐适应了对外战争，国内的贵族固然是因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战后利益而支持对外战争，而平民则更多的是为了出人头地，毕竟在沙场上杀敌立功，这是提高地位社会最危险但也是最快的途径。
基于这种情况，魏国冷却多年的军功爵制，仿佛再一次充满了活力，以至于当『河东五令』那边准备创建新军的消息传出来后，无论是贵族子弟亦或是平民，皆大为振奋，自认为出人头地、光耀门楣的机会来了。
这种渴望对外战争的国民情绪，让赵弘润与朝廷喜忧参半。
喜的是，在这种渴望战争的国民情绪下，魏国各军队的兵源得到了保障，并且，战斗力会有一定的提高——回想单靠军功爵制的秦军，那是何等可怕的对手。
尤其是赵弘润心中很清楚，待等魏国解决林胡，或者韩国解决东胡，两国之间必有一战，一场决定谁才能成为中原霸主地位的大战。
到那个时候，韩国就不会像这两次一样小打小闹了，要知道这两次国战，韩国最精锐的北疆边防军，只是到最后关头才出动了不到一半而已。
而让人惊骇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有肃王军参战的魏国军队，居然没能在那场『高墙战争』中占到什么便宜。
当然，在那场高墙战争中，武安韩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从理论上来说，韩国在这次战争中大概动用了五成的力量，而魏国这边呢，大概动用了七成左右——毕竟魏国的精锐，比如浚水军、成皋军、砀山军等，这回也没有全部出动。
魏国七成力量与韩国五成力量打了个平手，这就是魏韩两国目前的差距。
别看魏军这次攻陷了韩国的王都邯郸，这只是因为韩国内部争权夺利导致的结果罢了，倘若釐侯韩武、康公韩虎以及庄公韩庚早些达成意见，早早调来『上谷守马奢』，进驻邯郸，魏军不见得能够打下这座城池。
忧的是，倘若军功爵制全面复活，取代了如今魏国的选材策略，这虽然可以使魏国再次变成一头强大的怪兽，但也会造成不利的一面。
毕竟军功爵制是需要不断地对外扩张作为养分的，它是『以战养战』的最直接体现，也就是说，倘若放任不管，朝廷的意志将会被好战的民意绑架，再加上国内有些贵族的煽风点火，到时候，就算朝廷不希望与韩国、楚国这种强国开战，恐怕也会被民意逼得与对方开战。
基于这个原因，在岁末的时候，礼部尚书杜宥就亲自拜访了肃王赵弘润，建议将明年那场考举办得更具规模，用考举的声势，来压制对对外战争胜利滋味念念不忘的国民情绪，让国民清醒头脑，使他们明白，想要出人头地，不单单只能通过军功，依靠考举步入仕途也是一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礼部尚书杜宥又向赵弘润提出了本来不受重视的武举，作为国内县尉、都尉、将军的参考依据，总而言之，礼部尚书杜宥的主张很明确，提高考举的地位，淡化连年来对外战争胜利所引起的国民好战情绪。
鉴此，赵弘润顺理成章提出了创建『军校』的理念，在大梁城外圈了一块地，草创了『大魏兵学』，并且在魏国军队那『士非教不得征』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私货：将不学不当任。
简单地说就是，不识字、不懂得兵法的将军，不可再升职为将军。
对于这个观念，朝廷欣然接受，而贵族们亦欣然接受，唯独在平民间，激起了一些抱怨。
毕竟读书写字，在魏国仍然不算普及，在此之前很多平民入伍参军，主要是因为需要军饷糊口、以及养活家人，哪有闲钱去私塾念书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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