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楚国的军队一般有六七成是由用粮食征召而来的粮募兵组成，而这种乌合之众却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只会打顺风仗——楚军形式大好时，这些粮募兵一个个化身虎狼，简直比正规军还要凶猛；可若是楚军处于劣势时，最先崩溃的，也必定是这些粮募兵。
因此石信认为，退守城池，只会让固陵君熊吾麾下的粮募兵士气大振，一旦这支乌合之众养成了士气，单凭睢阳县数千军队，根本不足以阻挡十几万楚军。
是故石信建议，在睢水北岸设立营寨，不求借助睢水之险阻遏楚军，只求在这里尽可能地给粮募兵造成伤亡，让后者因为蒙受巨大伤亡而士气大跌——只有让粮募兵的士气跌落，睢阳县才能有守住城池的可能性。
四月初五，即是固陵君熊吾率军抵达睢水南岸的日期。
在抵达的当日，熊吾并未选择立刻强行渡河，而是下令麾下士卒就近砍伐林木，打造用来渡河的浮桥，顺带着连攻打睢阳县而用的攻城长梯也一起打造了。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无非就是在行军的过程中，他麾下正规军与粮募兵两者脱节了，接近七成的粮募兵，在行军过程中远远落后于正规军，一直到黄昏前后，这些粮募兵才姗姗来迟，抵达了睢水。
这使得固陵君熊吾错失了偷袭睢阳县的机会，使得睢阳县都尉在得到巡游哨兵的警讯后，及时率兵出城，在睢水北岸建了一座简易的营寨。
当然，这并不影响固陵君熊吾攻打睢阳的战术安排，毕竟他也从未想过要依靠「长途奔袭」来攻陷睢阳县——长途奔袭对士卒的要求太高，寻常的楚国士卒是玩不转的。
除非是极特殊的个别精锐军队，比如像上将项末、项娈等楚国名将的嫡系近军。
次日，也就是四月初六，固陵君熊吾便下令麾下军队强渡睢水，而河对岸的睢阳县都尉石信，则带领约三千士卒拼死阻击。
当日强渡睢水的楚军粮募兵，前前后后多达两万余人，而都尉石信麾下却仅仅只有三千士卒，兵力相差悬殊。
但凭借着士卒个人实力以及武器装备的差距，石信军的三千余魏卒，硬生生阻挡了固陵君熊吾长达两日之久，并以自身折损过半作为代价，让楚军蒙受了十倍的损失。
更要紧的是，石信顽强的防守，终于等到了上梁侯赵安定的援军——后者在得到消息后，立刻就率领私军八千前来相助。
在第三天的傍晚，都尉石信与上梁侯赵安定二人商议。
考虑到当时石信麾下的残存兵力，士卒们在奋战了三日后，已异常疲倦，上梁侯赵安定建议石信与他一同退守睢阳。
原因很简单，因为上梁侯赵安定不认为自己能够挡得住楚固陵君熊吾的军队。
这也难怪，毕竟上梁侯赵安定麾下的军队仅仅只是私军，士卒的战斗素养与装备程度，别说跟他魏国第一梯队的精锐之师相提并论，就连石信麾下的那些县军都未必赶得上——毕竟是私军嘛，武器装备什么的，都需要似上梁侯赵安定这样的贵胄向朝廷低价收购淘汰的军备，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石信起初有些犹豫，但仔细想想，最终还是接受了上梁侯赵安定的建议，放弃了睢水北岸的营寨，与后者麾下的私军一同撤回睢阳——反正这场渡河之战，他已成功地阻击了固陵君熊吾整整两日余，且让楚军蒙受了接近两万人的伤亡，但从「挫灭楚军气焰」这方面来说，他已然达成了目的。
四月初八的下午，固陵君熊吾得知河对岸的魏军徐徐撤退，便立刻下令士卒渡河，终于使麾下军队跨过了睢水。
不得不说，这是楚军的一大胜利，但由于前两日粮募兵的伤亡实在太多，楚军的整体士气还是难免受到了影响，尤其是军中的粮募兵，已出现个别粮募兵逃亡的现象。
四月初九，固陵君熊吾率军逼近睢阳。
此时睢阳城内，大概就只有本属于睢阳县的县兵约两千余，外加上梁侯赵安定的八千私军，这仅仅万余士卒，面对楚军十几万人的围城，难免是有点紧张。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睢阳县令黄玙亲自出面恳请城内诸大小家族的帮助，因为在他看来，倘若能得到这些大小家族的帮助，后者将各自家宅的护院、家仆凑一凑，搞不好也能凑出个四五千人来。
更要紧的是，县令黄玙需要赏赐钱财激励城内守军士卒的士气，可单凭县仓内的那些库存，根本不足以让他做成这件事。
不得不说，宋郡人非常团结，这从当年几乎大半个宋郡都在暗地里支持向軱的北亳军就可见一斑。
这不，当城内各家族得知县令黄玙邀请他们到县衙相聚、商议如何击退楚军时，其中但凡有些眼力的，已经交代家人筹集府上现有的金银铜钱，准备主动献给县衙；纵使那些脑筋并不活络的，待等在聚会时，当县令黄玙亲口道出县衙如今缺钱激励士卒士气的窘迫后，亦纷纷慷慨解囊。
这让在一旁观瞧的上梁侯赵安定看直了眼——宋郡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这么好说话了？
其中关键，无非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前宋郡义军北亳军的领袖向軱；一个即是魏王赵润。
向軱作为宋国英雄向沮的幼子，他在宋郡的威望当真是无可复加，再加上此人在自尽前写下遗书，劝告麾下将领与宋郡子民臣服于魏国，因此，魏国非但没有抹黑向軱，反而进一步提高了向軱的名誉，称其为「宋国最后的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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