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驾驶一个很好的编队飞行员
陆军航空队没有足够的B-24。2月10日的信:“当我们排上飞行日程时,要找一架能飞的飞机很麻烦。这里有很多飞机,但都是旧的,而且大半一直停在斜道上等待修理。昨天我们计划得好好的,做一次横跨全国的飞行,从这里到圣玛利亚。但中途一个引擎洒出很多油,飞行无法继续。”这个机组仍然很忙。2月11日:“每三天我们就连续工作20小时,剩下的两天要工作17小时。……我们每天飞行,有时凌晨3点都回不来,但早上还要起床接着飞。我相信战斗是这之后的休息。” 3月2日,他写道:“这儿的训练就要结束,最后一部分是编队飞行。在战斗中,如果你不能编队飞行,那你就是一只‘死鸭子’。”当联合航空、福特和其他生产者制出的飞机数量破记录地增长时,巴斯金驾驶的飞机也变得更好了。他高兴地告诉父母:“这架大飞机是崭新的,只飞过28小时,它会带我们走很远然后安全回来。因此这是所有情况中首先值得考虑的。” 他喜欢他的同级军官。巴斯金来自密西西比的玉米农场,飞行员拉塞尔·保尔诺克少尉是宾夕法尼亚州煤矿矿工的儿子。巴斯金说保尔诺克是“一个好孩子,还是一个谨慎的飞行员”。投弹手是詹姆斯·巴特尔斯少尉,来自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是传教士的儿子。他已经结婚,妻子和他一起到了布莱斯。机组成员一直在练习投弹,巴特尔斯是一个“非常好的投弹手”。导航员是伊尔·巴瑟,巴斯金写道:“他来自新英格兰州,是一个典型的扬基佬。” 3月中旬,巴斯金的B-24做了横跨全国的航行。他在3月13日写信给父母,多多少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经历:“上个礼拜我们飞过大峡谷和博德尔坝,景色确实很美。有几个小时我们飞过无人居住的沙漠和荒原。” 在一封信中,巴斯金宣称:“B-24不是我梦想中的大飞机。”但他也承认“它的确容量巨大”。 4月,巴斯金的训练结束之后,在内布拉斯加的林肯加入麦高文机组,他的飞机因为天气原因在那儿停了几天。到这个月中旬,天空晴朗,巴斯金的飞机和他的轰炸大队编队飞往弗罗里达———这是飞往欧洲中途的一站。当飞机经过巴斯金家的农场———位于密西西比州韦登附近———时,他正在驾驶。他驾驶飞机轰鸣着离开编队,在这块地方低空飞行,把母鸡、奶牛、猪和骡子吓得晕头转向,他看见他父亲在后院边抽烟斗边看。然后他低空掠过学校,几乎降到窗子的高度,为了给波比———他的小弟弟———好好打个招呼。波比听到飞机的轰鸣,跳到桌子上喊:“是我哥哥。”然后冲到操场上向他大哥挥手告别———其时巴斯金正飞行在前去战斗的路上。母鸡一个星期没生蛋,奶牛一个星期没产奶,波比被停学。 对巴斯金而言,这很有意思,但不像做战斗机飞行员那么好玩。他写信给父母说:“这个副驾驶的工作不是我想要的。” 肯·巴莫尔1943年11月30日第一次见到并登上B-24。他是副驾驶,飞行员是吉姆·康奈立,来自得克萨斯,是“一个极好的人”。与他们一同上机的是一位教官,他是美国人,但在珍珠港事件前参加了皇家空军,在欧洲上空驾驶“威灵顿”轰炸机。美国参战后,他回国加入陆军航空队,巴莫尔觉得“我们很幸运遇到他,他是个整洁的家伙”。让巴莫尔不舒服的是,他没有多少机会驾驶:“他们总是把副驾驶扔在右边座椅上,让你自己尽其所能地学。”他一次又一次想挪到左边座椅上,但他没有通过过渡学校的学习,所以成功的可能“实际上是零”。很多次编队飞行和投弹时都是他驾驶。“我觉得在飞机里感觉舒服极了”,但康奈立不让他进行起飞和降落。 无线电员罗伯特·哈默军士在纽约州的米切尔机场认识了他的机组成员,然后一起到乔治亚州进行B-24飞行训练。编队飞行对他的飞行员———实际上对所有飞行员———都是难题。许多在空中的时间都用来进行这项训练,尽管事故率很高。练习中三架B-24被毁,30人死亡。一次编队飞行时,哈默正从机身中部的窗口发闪光信号给右面飞机上的无线电操作员。刚发完信号,另一架飞机被螺旋桨气流吸向那架飞机,后者的机身撕成了两半。哈默看见飞机上的人,包括刚才和他通信的无线电操作员,都飞了出去,而他们的降落伞却向另一个方向飞去。10个人全都死了,但另一架飞机设法安全降落了。 哈默的飞机降落后,在汇报之前,他们的飞行员来到他的面前,眼里含着泪水。他问哈默是不是他们让两架飞机飞得太近了。汇报之后,这个飞行员被停飞了,因为他情绪化的反应。还有一些人也离开了,包括最初任命的导航员,他在一次夜间任务中把飞机带入东海岸的射击区。哈默评论说:“我们甚至在离开美国之前就遭到炮击。”换了人之后,机组飞到新罕布什尔州,上了一架新B-24,飞到纽芬兰的甘德机场,然后飞往欧洲。 霍华德·古德纳是一个无线电员,被派到科罗拉多的巴克力机场,并被安排进一个机组。在那儿他进修通讯课程,学习目标辨认和急救,但这些课程主要是用来消磨时光。1944年6月,他的命令到了,派他到马萨诸塞州春田附近的韦斯特弗机场,长长的火车旅行后,他见到了同一机组的伙伴。 古德纳的飞行员是理查德·法林顿少尉,来自圣路易斯,一个充满自信的高个子。法林顿19岁参军,现在还不到21岁。副驾驶杰克·里根20岁,来自纽约市的皇后区,他外号叫亚伯,因为他声音低沉,长得极像年轻时未留须的林肯。投弹手克里斯·曼纳斯来自匹兹堡,23岁。军士来自全国各地,从18～28岁都有。18岁的阿尔伯特·色雷达里安,是一个亚美尼亚裔美国人,来自布鲁克林。他的那些“dem”、“dose”(是“damn”即“该死”和“does”即“做”的怪发音———译者注)和其他布鲁克林口音,让生长于南部的古德纳很难听懂他的话。他的诨名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叫“布鲁克林”。另一个18岁的射手来自新泽西州的克利夫塞德帕克。机首射手是哈利·戈雷葛里安,和色雷达里安一样是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只不过是来自底特律。飞行机械师杰罗姆·巴雷特20岁,来自纽约市。他父亲有一个化工厂,在洛克菲勒中心占了两层楼,他的隔壁邻居是百老汇明星埃塞尔·默尔曼。古德纳立刻就喜欢上了他———这两个男孩,一个来自中央公园西边,一个来自田纳西州的克利夫兰,一拍即合。鲍勃·彼得森,球形炮塔射手,是一个“老人”,结婚了,还有两个孩子。 这样,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背景的美国人互相认识了。对他们中的每个人而言,比如说麦高文和他的机组成员、巴斯金和他的机组成员或者巴莫尔和他的机组成员,大家都有了更丰富的生活经验。因为战争,他们到了美国的各个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想过会去这些地方———而且还要去欧洲。 除了飞行员和副驾驶,大多数机组成员以前都没走进过B-24,他们有很多东西要学。机组成员发现,仅仅是进入B-24就很困难。托马斯·奇尔德斯在《晨之翼》一书中描述了这个过程:“投弹手、导航员、机首射手被迫蹲下,几乎是手抱着膝盖,通过前轮舱,横着走到自己的位置。”在里面,这三个人不得不把自己挤进狭小的容器中。投弹手蹲坐在射手右边的小凳上耸肩观察投弹视野,或者就直接坐在地板上。导航员坐在一个很小的凳子上———实际上小得都不能坐———前面是制图桌。防水壁上薄薄的一个架子把机首和驾驶舱分开。平视过去,导航员能看见飞行员和副驾驶的脚。 奇尔德斯继续写道:“其他机组成员从离地三英尺的炸弹舱门那儿爬进飞机,一旦进入能站直了,就穿过窄窄的过道,向前挪动到驾驶舱或者向后挪动到机身中部。”无线电员坐在一张小桌前,面对着无线电设备,正好在副驾驶的后下方。起飞时机械师站在飞行员和副驾驶之间,帮着监控引擎和各种仪表。飞机在空中时,他站到飞行员后面,恰好在无线电员对面。如果需要,他就爬进球形炮塔,站在一个金属杆上———离无线电员头部也就几英寸。机身中部射手、球形炮塔射手和机尾射手使用天桥进入位置。尾部射手站在一个小平台上,双腿放进炮塔,那儿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他带上降落伞。机身中部射手———1944年以前是两名,此后变成一名,因为来自敌人战斗机的威胁减少了———站着。在高空,刺骨的冷风呼呼地从机身中部窗口刮进来,使得机身中部射手、球形炮塔射手和机尾射手的处境苦不堪言,他们身上和武器上都结了一层薄霜。 正如麦高文所说,球形炮塔是飞机上最令人不舒服、孤立无依且胆战心惊的战斗位置。“射手爬进球形容器,关上舱盖,然后往下进入位置。”他们被挂在飞机下面,从两膝之间向下凝视着大地。尽管所有的球形炮塔射手块头都不大,但没几个人能在那么小的空间里带着降落伞。如果需要跳伞,他们要依靠机身中部射手。后者用液压系统升起炮塔,并帮他们爬出炮塔,系上降落伞。这就是所谓的信任。 除了极度的不舒服之外,由于B-24机舱内还没被加压,飞到10,000英尺以上,里面的人就必须戴上不合适的橡皮氧气面罩,一次要戴数小时。他们穿着电热飞行服(上面插着变阻器),但一旦电路短路或者受到损害,电热飞行服就毫无用处,因此还要穿上几层厚衣服。这样,在这架让人产生幽闭恐惧的飞机里,他们的动作更加笨拙,也慢得令人难以忍受。 在所有的陆军航空队B-24训练基地,人们均脚步匆匆,飞行练习像是无穷无尽。最危险的是夜间编队飞行。古德纳军士告诉他的父母:“B-24是不错的飞机,而我们失去了好多架这种飞机。从我来到这里至今,我们已经损失了七架。”一次,夜间飞行中队指挥官———一位飞越德国上空35次的老兵———呼叫编队中的飞行员:“靠近,靠近。”法林顿少尉慢慢靠近他的飞机。古德纳听到机身中部射手在对讲机里嘀咕:“上帝,现在我都能和他们的机尾射手握手了。” 到达林肯一周后,麦高文看到了他的机组成员。他的胡子刚开始留,担心“我能否让机组成员信任我,让他们觉得在一个21岁的飞行员手中会安全”。他的副驾驶拉尔夫·“比尔”·朗兹想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的一个朋友回忆说:“这家伙就想做战斗机飞行员。”但陆军航空队偏偏和他作对,把他从战斗机飞行员训练中淘汰了。上级说如果他想驾驶飞机,可以去做B-24的副驾驶。他采纳了这种选择方案。 起初,麦高文有点担心,因为朗兹驾驶的时候,“想把B-24当战斗机开。他会猛冲猛转,把机组成员吓得要死要活的”。但随着实习的继续,麦高文开始佩服他的能力,因为朗兹变成“一个很好的编队飞行员———他能让机翼收得恰到好处,并且一直保持”。 在地面上,麦高文发现两个人的个性相差是多么大。麦高文谈到朗兹时说道:“如果说有一个杂技团小丑的话,他就是。只要在他旁边,你就不可能不笑。”朗兹是个爱笑爱闹、喜欢开玩笑、对女人颇有吸引力的冒险家。麦高文对他角色转换的速度之快感到惊奇,他“能从航空基地出来,一下子就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发生一段激情浪漫史”。他听朗兹说过,“仅仅在一个傍晚他就取得多么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就———这远远超出了我的经验所及”。 一次,他们俩驾车出去。朗兹在前排驾驶,麦高文坐在后面。朗兹看到两个年轻女人,马上打开车门跳出去追她们。他忘了拉住手刹,汽车继续顺着街道往前走。麦高文爬到司机座,刚刚避开一辆停在那儿的卡车。他刚把车停住, “比尔两只胳膊各挎着一个姑娘回来了”。 两人尽管性情各异,但将要一起生活、一起战斗,更重要的是两人之间要互不讨厌、互相尊重。他们的确如此。朗兹后来说:“我同机组中的每个人都很合得来,而麦高文则是属于那种‘老爸’或者‘大哥’型的。”朗兹认识埃莉诺,他记得麦高文叫她“兔宝宝”———一个只被叫了很短时间的外号。朗茨觉得:“她是个漂亮的姑娘。我们都喜欢她。”他知道麦高文和他之间的不同,他说:“我是个单身汉,有点放荡不羁。乔治并非宴会上让大家扫兴的沉闷家伙,但我从来没见他喝多过。”6月27日,他写信给父母,提到:“麦高文是个和蔼、文雅、安静的人,我知道他会把我们建成一个杰出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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