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先他们在301轰炸大队的食堂吃饭。卡普斯永远忘不了301大队机组人员走进食堂时,那一张张脸。当时他们刚完成一个轰炸德国的任务归来。“他们看起来都在发愣,紧张、疲劳、精力耗尽,极其疲惫。他们自顾自地谈论着行动中弟兄们怎么被击落,看见几个降落伞从下落的飞机中出来,以及那些爆炸后没有跳伞机会的飞机。”
归来的机组人员的这些表现和他们说的东西,让卡普斯体会出真实的战斗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不信我们会是被击落的那一个,迫不及待地打算去战斗”。
在卡普斯到达切里尼奥拉的四个月内,他的三个朋友———摩根、斯葛里奇菲尔德和赫夫纳———都死去了,他们死于B-24的坠毁。后来,卡普斯同一帐篷的伙伴,投弹手尼古拉斯·科利逖,也因为飞机被击落死亡。到卡普斯完成其任务数———一共51次!———时,即1944年7月7日,他的副驾驶悉尼·布鲁克斯成了飞行员。布鲁克斯担当指挥两个星期后,飞机被敌人击中机翼,与编队里另一架飞机相撞。布鲁克斯旋转着狠狠地摔到地上死去。另一架飞机爆炸。
同其他中队一样,741中队也伤亡惨重。兰福德队长差点儿成了其中之一。他因1944年3月17日领导一次对维也纳的轰炸任务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但在7月21日,他的飞机在轰炸捷克斯洛伐克布吕克斯的任务中被击落。炮火严重炸伤了操控杆。兰福德试图向右转一个急弯,但“控制轮像赌博轮盘一样急速旋转”。飞机很快失去高度。他命令大家跳伞。兰福德安全落地,与铁托的游击队接上线,设法返回基地,他走进食堂大厅,受到执行官的热情迎接,他说:“上帝,我还以为你死了!”兰福德返回后继续进行战斗飞行,完成了他的任期。但中队的历史日志记录了他与其他人的B-24的被毁,并说:“我们急需代替者,因为当时我们的状态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半失控。”
事故导致的死亡甚至大大超出B-24被击落导致的死亡。麦高文机组的无线电操作员肯尼思·希金斯军士到意大利没多久,就看见了一起事故。刚一起飞时,飞行员应该踩住刹车踏板,让起落架上的轮子停止转动再收回去。但在那次事故中,当飞行员踩刹车踏板时,“解放者”还没有飞到空中,因此机头翻了过去,扎入地面。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都死了。另一次,一架B-24开始降落,但一枚炸弹还挂在炸弹舱门上。飞行员一定没有检查确认炸弹是否落下去,它的确没有。刚一降落,炸弹掉下来爆炸了,把整架飞机炸成碎片。“整个机组全都烧着了,”希金斯回忆说,“我的意思是他们被烧成灰烬。”
飞行员盖扬·菲利普斯看见另一次同样的事故。刚一离地,飞行员就踩下刹车。菲利普斯评论说:“没有充足的动力,一架满载油料和炸弹的B-24无法飞到空中。”这次飞机是在跑道尽头出事的。机首起落架折断,机首重重地栽到地面上,从引擎处断开。飞机前半部分的所有人当场死亡。
一次,一架轰炸机出了毛病,但还能勉强保持高度,机组人员尚有逃生机会。几个人设法逃出将毁的“解放者”,拉动降落伞拉索,安全落地。他们中的几个落在中立国瑞士或者南斯拉夫,幸运地找到了铁托的游击队,返回意大利。但好几个,或许是大多数,成了战俘。到突出部战役之前,陆军航空队的战俘一直比步兵多。
意大利,切里尼奥拉他们是一群优秀的人
陆军航空队知道跳伞的战士总是可能被抓住。为避免被抓,每位机组成员都得到一套逃生设备,包括几块糖棒、一管吗啡、一张丝质欧洲地图,还有一个罗盘。不是很多。战士们被指示只能向逮捕他们的人提供以下信息:他们的名字、军阶和系列号。一般而言,他们说的会比这些多,但不是自愿的,有时是为了避免拷打,更多情况下是从不经意的谈话中透露出来的。德国的讯问者都是年轻人,英语不错,往往是前飞行员(现在没有飞机或者受伤)。他们和战俘闲聊,就像同行间谈话。像他们这个年纪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战俘们喜欢吹嘘诸如此类的事情,如“你的飞机能飞多快”,“飞机里能转圈吗”,等等。而且,德国人已经掌握了准确的情报,例如中队的基地所在地,以及指挥官的名字。战后大多数战俘坚持说,他们从来没和德国人说过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德国人说,他们已经从战俘那里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一切。两边的人都经过恰当考量,曲解事实。 一旦被逮捕,战士就脱离了陆军航空队的控制,但他仍然在军队里,要服从部队的纪律。战俘都憎恶这种体验,但他们大多数还是活过来了,用不着妥协。741中队的飞行员沃尔特·肖斯塔克少尉是其中的一位。在他的第四次任务中,他的飞机飞到奥地利一个精炼厂上空,被一发炮弹直接击中,炮弹在B-24的机首爆炸,当场炸死投弹手和机首射手。飞机开始迅速失去高度,几乎撞上一座山。肖斯塔克命令机组跳伞。他们当时在南斯拉夫上空,包括肖斯塔克,全都安全跳伞着陆,但有三个人被党卫军射杀,后者认为他们是恐怖分子。“他们根本没机会解释。” 肖斯塔克一个人设法躲藏了一个星期。他联系上铁托的游击队,他们打算帮他逃亡。但他运气不好。他们在一个农舍停留时,一个男孩跑去告诉了为德国人打仗的游击队。他们在阁楼上找到肖斯塔克。得知他是美国人,就给了他一个苹果。肖斯塔克说俄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很像。塞尔维亚人说,他们不打美国人,他们要打的是共产主义者。具有讽刺的意味是,肖斯塔克的家人离开俄罗斯就是为了逃离共产主义者。就像他所说的:“在这场无序的战争中,你真是很难说清谁是谁一头的。” 最终肖斯塔克被带到法兰克福,在那儿受到审讯。最先审问的德国人来自底特律,曾经是一个旧车推销员。当时是 1944年中期,肖斯塔克解释说:“他那时知道战争失败了,因此给我一些茶和饼干。”德国人其实是希望能让肖斯塔克松口,“但他运气不好,我在第四次任务时就被击落,什么也不知道”。肖斯塔克被送到第三空军战俘营。这是一个大的战俘营。在肖斯塔克去之前,里面的战俘曾经挖了一条地道,大概有六个人从那儿爬出去逃跑了,但他们运气不好,大部分被德国人抓住带回来,在其他战俘面前被射杀。因此他们不再挖地道了。对肖斯塔克而言,除了打牌,盼着下顿饭,等待战争结束,没有什么可干的。 因为德国人尊重军阶,肖斯塔克少尉和其他军官比起一般士兵有“一点点轻松时光”。军官不用干活。俘虏的营房分12排,每排12个铺———四张三层的床。肖斯塔克所在的营房有144个人,营房一头是炉子,另一头是一个冷水龙头。龙头是卫生设施。营房外有公共厕所,但战俘必须得到卫兵允许才能去。 食品配额非常可怜。面包明显是由锯屑制成,而且每个人只有一片。卫兵把食物放在营房门外地上。德国人还分发咖啡,但据肖斯塔克说,那是由刚长出来的橡树果子制成的。每个星期一次,如果他幸运的话,能得到一片马肉。偶尔战俘会收到红十字会的食品包裹。但第三空军战俘营旁边是一个俄国战俘分队———如果美国人觉得他们处境不好的话,最好让他们去看看俄国人,就知道什么叫悲惨了。因此,他们会打开红十字会包裹,把一半的食物扔过防护网,送给俄国人。 红十字会也会送来香烟,这“制造了一个交换食品的商品世界”。德国人会用一切东西来交换美国人的香烟。战俘有一个收音机,藏在锡罐里,这让他们知道外界发生的事。他们主要想知道的是,盟军离他们的战俘营还有多远?1945年4月29日,他们刚刚被解放,在收音机里听到了美军广播网的广播。他们首先听到的是一首流行歌曲,《不要把我关起来》。想到在这里已经将近一年,肖斯塔克觉得这“有些滑稽”。 肖斯塔克最后的判断是:“战争是可怕的事,告诉你战争不是如此的人,大概是在堪萨斯中部某地做后勤的某个军士,对于战争毫无概念。”就他所知,“它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最后他说:“我爱我的机组,而且那是我所爱的一切。战争不是令人愉悦的体验。”几十年后,他爱看战争电影,他妻子问他,既然如此憎恶战争,怎么还要这样。“我解释说,看电影时,你没有被击中的危险,可以专注于故事情节,不用担心一个弹片会穿过你的挡风玻璃。” 741中队有12架B-24以及23个机组。这意味着有46名飞行员或副驾驶,此外还有五十多个军官。麦高文报到时,许多人已经投入战斗,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则等待投入战斗。无论他们是何种情况,每个人都明白被击落或者被迫跳伞的危险,也知道发生致命事故的可能性离他们多么近。死亡或者被俘的可能性围绕着这些年轻人。 无论是在军官还是士兵俱乐部,新来的人都会静静地坐在那儿,听完成任务归来的老兵们谈话。麦高文努力听着,听到不少怎样在战斗中驾驶B-24的忠告。谈话涉及什么事情发生了,飞机如何操作,德国人的防空炮火怎样,以及其他的细节。他们总是争论有多少降落伞从坠毁的飞机上飞出,但不说谁出来了而谁没有出来。他们假设降落伞打开就意味着人安全落地,但他们对于此人是否逃出并在回意大利的路上,是否已经成为战俘,或者是否在地面上被杀死,一无所知。肖斯塔克的名字从来没有在谈话中出现过。 梅尔·藤哈肯军士,455轰炸大队的一名无线电操作员,记得这些谈话既有启发性又很可怕。它不像一场测验或者橄榄球、篮球比赛后年轻人的谈话。“这里没有对个人成就的自豪之情,或者对战绩的互相比较、吹嘘”,而且,“没有人嘲笑那些还未参战的人(如藤哈肯、麦高文和其他刚来的人),因为大家知道明天或者后天他们就要参战”。藤哈肯还注意到:“那些完成34次任务的人没有表现得兴高采烈。”因为他们都记得“在第35次任务中死去的那个人”。没有人说话是为了出风头。大家交流经验只是因为更好地运用技术和战术将会提高生存机会。 藤哈肯军士和其他两个机组一起到达切里尼奥拉。其中一个机组先去执行任务。任务时间很长。他们的飞机安全归来,但被防空炮火在机翼和机身上打了几个洞。那天傍晚,做完任务后的询问之后,他们离群索居,不想说话。“他们觉得以后讨论这些感觉会更好,或许是我们都完成几次战斗任务之后。”对于藤哈肯及其机组成员而言,“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恢复曾有的乐观、兴致勃勃及其正常个性”。 一天后,第二个机组执行他们的初次任务。两小时后飞机飞回基地。突然,在一排排的帐篷中间,黑暗中出现了一个射手,喘着粗气,降落伞一半收在手臂上,一半拖在地上。他吓坏了。他想知道机组中的其他人在哪儿。得知没人知道后,他解释说,他们的B-24在目标上空被击中,他无法估计伤害程度,但说他的飞行员把飞机开到机场,在空中转圈,测试控制设备,并烧完剩下的燃料———迫降一架B-24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在机翼中还有油的情况下。飞行员无法确定起落装置是否正常,因为他失去了液压动力。他命令机组跳伞。飞行员呆在飞机里,想把它降下去。 一个报信的人从保养维护区跑来说,飞行员安全降落,但飞机在降落时已经毁了。如果机组成员还在飞机上,一定会伤亡不少人。剩下的两个小时,其余机组成员一个个拖着降落伞回来了。没有庆祝,也没有多少讨论,但人们还是对那个飞行员的行为心存感激。 陆军航空队有一条规定,士兵和军官不允许深交,这就是为什么在切里尼奥拉,军官有自己的俱乐部,而士兵另有一个。但他们的帐篷紧挨着,他们一起吃饭,大多数时候,他们互相进入对方的俱乐部。俱乐部有啤酒,一般是不凉的,还有软饮料。大部分第二天早上要出任务的人,甚至连啤酒都不会多喝。大多数军官和军士认为不能深交的规定荒唐可笑。“我们机组是一个家庭,”肖斯塔克少尉说,“我们互相之间一直都有很深的交往。” 飞行员到哪里,机组就到哪里;而他按轰炸大队队长的命令行事。他们和一个步兵排、一个驱逐舰或其他战船的船员组是一样的。他们都需要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归属感。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在空中,他们共同拥有这种归属感。无论飞行员年纪多大,执行过多少次任务,机组成员都尊重他、信任他,按他说的话去做。同样地,上述那个飞行员让他的机组成员跳伞,而自己一个人降落飞机。尽管那是他的第一次战斗任务。 在欧战胜利50周年纪念日,我和乔(约瑟夫)·赫勒在一起,他是第十二航空队的一名投弹手,《第22条军规》的作者。赫勒告诉我:“我从来没遇到一位坏军官。”惊讶之余,我问:“乔,你创作了梅杰·梅杰少校、卡斯卡特上校、德里德尔将军、蒙德兵德少尉,以及其他一些不好的军官形象。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他们,你怎么能说你从来没有遇到过坏军官?” “他们都是虚构的,”他回答说,“从我参军,到去意大利,到执行飞行任务,到退伍,我遇到的每一个军官都很好。”在为写作这本书采访麦高文的过程中,我告诉他赫勒的话。麦高文表示同意。“这是我的经验,”麦高文说,“我对飞行员、投弹手、导航员,以及大队的执行官、大队长,都有深刻印象。我觉得他们是一群优秀的人,而且老实说,我想不起任何一个不好的军官。在战斗中,我确定我们的军官知道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如果他们犯错,也不是愚蠢的错误。我们的军官很棒。” 显然,二战中的美军中有一些虚弱、贫乏、无效率或者马马虎虎的军官,有一些绝对糟糕的军官。但这样的人一到战斗岗位,陆军航空队、陆军、海军或者海军陆战队就会把他们淘汰,立刻。毕竟,人命掌握在他们手中。战斗官员明白这一点,并以此为出发点行动。问问和他们敌对的德国人,就知道他们有多么好。或者去问问日本人也一样。 美国军官很棒。而以上讲述的,就是驻在意大利切里尼奥拉的第455轰炸大队741中队中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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