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六如居士逃禅仙 (4)
陆九渊则将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和“良知”、“良能”的观点和禅宗的“心生”、“心灭”合在一起，并杂糅了道家的学说，形成了“心即是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他认为“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他认为发挥人的本心即可明白道理，没必要死用功。一切都应该按照自己的心去做。
到后来，特别是经过元朝统治、燕王夺位等事件的冲击，许多人开始认为：功名无用，做官是累赘。祝允明和唐伯虎等人的老师沈周就是这样的人。心学发展到后来，就成为了个人主义。后来王守仁横空出世，对该学派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
王守仁（1472年－1529年），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被封为“先儒”，奉祀孔庙东庑第58位。他自幼家学深厚，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1481年）的状元公，自幼在北京长大。王守仁的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陆九渊的思想，与程朱理学大不同的就是：知行合一。
程朱理学主张：既然知道一加一等于二，就要去论证为什么等于二，为什么不等于三不等于四呢？也就是说知道了道理之后，就应该穷尽道理何以为道理。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再去做事情。
陆王心学主张：既然知道了一加一等于二，那就利用它去算一加二等于几，以此类推。它认为：既然知道了道理就要利用道理去做事情，例如孝顺，既然道家知道了什么是孝顺就按照去做就是了，没必要在研究来研究去引经据典。
除此之外，王守仁主张士农工商一视同仁。晚年，他将自己的理论归结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通俗地说就是：心无善恶，有了意念就产生了善恶。能区分善恶就是具备了良知，而去掉恶跟随善去做事就是格物。格物是什么呢？就是探究道理的方法。
简单地说，王守仁和陆九渊所持心学就是当时的异端学说，是反主流的学说。因此，在实践中，他们就显得很特立独行，例如祝允明、唐伯虎等人。既然心即宇宙，展开本心就是展开道理，展开人性，那为什么不想什么做什么呢？“心学”因为主张士农工商一视同仁，很受欢迎。特别是苏浙商业经济发达地区的人。
我们介绍这些是意在说明唐伯虎的思想源泉。没有这种思想源泉，他的行为就不会乖张，他的诗文也就不会那么敢于俚俗。
王守仁和唐伯虎应该早就相识，因为他们是同学，都参加了弘治十二年（1499年）的会试。那时候的王守仁尚未享大名，还是一名普通的考生。而唐伯虎则是风光无限，整日骑着高头大马，带着礼物去考官们家里串门。那时候的王守仁也许和其他人一样在想着：“这家伙太张狂了。”
而如今，他们地位相差很大，但看得出来，王守仁对唐伯虎一直非常尊重，从侧面看，王守仁对于当年的是是非非肯定有所了解。
作为一名朝廷高级官员，王守仁知道的内幕肯定相对较多。只不过与自己无关而已，他也没必要记述。但他到了山上看到唐伯虎的样子却令人不得不认为：至少二人惺惺相惜。
反主流的急先锋
程朱理学（程朱道学）是明清时期主流思想，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创立，南宋朱熹集北宋“五子”（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二程的老师——邵雍；张载和二程）的精华最终定鼎形成。他们主张“去人欲，存天理”，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因此人们应当自觉遵守三纲五常。
程朱理学并非一无是处，在初期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学习理学的人往往达不到理学的规范要求，其中一些人表面上是正人君子，实际上却是男盗女娼的乱臣贼子。逐渐把理学变成了人们心中的贬义词。
到了唐伯虎时期，人们已经对理学失去了信任。唐伯虎每每听到这个时，大都淡淡一笑，仰头一口酒，之后，用手指弹着酒杯唱道：“焚香默坐自省己，口里喃喃想心里。心中有甚陷人谋，口中有甚欺心语。为人能把口应心，孝悌忠信从此始。其余小德或出入，焉能磨涅吾行止。头插花枝手把杯，听罢歌儿看舞女。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之为耻。及至心中与口中，多少欺心没天理。阴为不善阳掩之，则何益矣徒劳耳。请坐且听吾语汝，凡人有生必有死。死见先生面不惭，才是堂堂好男子。”
首先，唐伯虎对理学维护者进行了批判，之后，抬出了儒家大者告子的论调“食色性也”。其实儒家对于男女之事本来是抱着开放的态度，例如孔子在《礼记》中就曾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既然是人的根本需求，那就没必要遮遮掩掩的，碰一下左手就必须要结婚。
儒家讲究的是“刑天舞干戚”、“夸父逐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为人处事的准则。然而，唐伯虎却“凄怨”“消极”以对之，例如他在《叹世词》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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