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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刻尔克_[美]沃尔特·劳德/译者:黄佳瑜【完结】(99)

  战后至今,德国涌出大量有关敦刻尔克的文章与著作。宣传性的部分消失了,继之而起的往往是妄想、揣测和推诿。某些资料已被翻译成英文:布鲁蒙特利(Guenther Blumentritt)的Von Runstedt:The Soldier and the Man(一九五二年);嘉兰德(Adolf Galland)的The First and the Last(一九五四年);古德里安的Panzer Leader(一九五二年);杰考布森(Hans-Adolf Jacobsen)的Decisive Battles of World War II(一九六五年);凯瑟林的Memoirs(一九五三年);卡尔波(Werner Kreipe)的The Fatal Decisions(一九五六年);瓦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的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一九六四年)。相关访谈可以从哈特的The German Generals中找到。

  希特勒的“休止令”受到权威人士在以下著作中的严厉批评:阿肯(Wolf von Aaken)的Inferno im Westen(一九六四年)、波尔(Peter Bor)的Gespräche mil Halder(一九五〇年)、布克海特(Gert Buchheit)的Hitler der Feldherr;die Zerstörung einst Légende(一九五八年)、英格尔(Gerhard Engel)的Heeres-Adjutant bei Hitler,1938-1943(一九七四年)、利斯(Ulrich Liss)的Westfront 1939-1940(一九五九年)。此外,还有其他批评出自较不知名的作者,尚未被翻译成英文。

  至于一般性的背景材料,我往往倚重戴顿(Len Deighton)的Blitzkrieg:From the Rise of Hilter to the Fall of Dunkirk(一九八〇年)、夏勒的经典作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泰勒(Telford Taylor)的The March of Conquest(一九五八年)、托蓝(John Toland)极其畅销的Adolf Hitler(一九七八年)。这些书籍帮助我理解事件的脉络,其中,泰勒的附录更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鸣谢

  “我个人觉得相当不齿,”皇家野战炮兵团第六十七营的一名成员写道,“我看见军官扔掉他们的左轮手枪,我看见士兵射杀争先恐后上船的懦夫。”

  “他们的勇气让我们的工作变得容易,”海军岸勤大队的一名信号兵追述同一片海滩上的同一群人,“能认识他们,并且和他们生在同一个时代,我与有荣焉。”

  对第十一旅总部的文书员来说,这场撤退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混乱”。第三军团的总部人员则觉得是一次“溃逃”是一项“耻辱”。但在第四师一名摩托车通信员眼中,这次行动证明了“英国人是一个打不倒的民族”。

  他们说的有可能是同一场战役吗?在我尝试拼凑事件始末的过程中,偶尔觉得敦刻尔克当事人之间,唯一的共通之处就是非常热心帮忙。超过五千人响应了我的“战斗号令”,而他们愿意付出的时间与心力似乎没有极限。

  兰利中校花了三天带我走访周边防线,并且特别介绍了冷溪卫队第二营负责据守的区段。敦刻尔克退伍军人协会的罗宾森(Harold Robinson)荣誉会长安排我参加协会的一九七八年年度朝圣之旅。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我得以亲身接触这些老兵,聆听他们的回忆、感受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向心力。我尤其感激艾特肯牧师(Leslie Aitken)、巴特森(Fred Batson)和埃尔金斯(Arthur Elkin)为我花的时间。

  位于利兹(Leeds)的敦刻尔克退伍军人协会总部,不厌其烦地为我接洽该组织广布全世界的分会,正因如此,我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宝贵协助,例如塞浦路斯、津巴布韦、马耳他、利比亚、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伦敦分会特别出力,为此,我必须额外感谢艾伦(Stan Allen)、拉比兹(Ted Rabbets)和史蒂芬斯(Bob Stephens)。我同时得感谢协会的杂志编辑克森上尉(L.A.Jackson,绰号“Jacko”)替我宣传我的初衷。

  我受到所有人的帮助,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仰赖几位特定人士,渐渐把他们视为“我的”特定领域专家。其中包括英军总司令部的布里奇曼子爵、皇家海军的布什上校、皇家空军的林恩少将(Michael Lyne)、发电机室的罗斯基尔上校、掷弹兵卫队的布里吉斯(John Bridges)、赫德号的洛夫、小型船只局的贝瑞(W.Stanley Berry),以及船务部的贝勒米(Basil Bellamy)。杭特将军(Sir Peter Hunt)替我恶补英国军团的结构,我确实是个幸运的美国人,在这项错综复杂的事件上,有卸任的帝国总参谋长来当我的家教。

  参与者不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们还兴致勃勃地在行李箱和阁楼里翻箱倒柜,寻找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明那段经历的,被湮没已久的文件。鲍德温(A.Baldwin)、托德(J.S.Dodd)、法尔利(F.R.Farley)、贾贝兹-史密斯(A.R.Jabez-Smith)、奈特(W.P.Knight)、兰利、李(R.W.Lee)、拉姆齐和沃特金(N.Watkin)掸去了旧日记上的灰尘。其他人寄来他们趁着记忆犹新时写下的详尽记录——例如琼斯(G.W.Jones)、韦伯(W.C.Webb)和柴高维奇(R.M.Zakovitch)。关于加来,华特(Fred Walter)贡献了非凡的三十一页手稿,让我看清那段颇富争议的历史,得到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内幕。

  某些已过世的当事人,家属慨然协助。巴尔克太太寄来父亲吉普森少校(J.W.Gibson)的日记,罗伊·弗莱彻则对他的父亲——一等水兵弗莱彻(C.L.Fletcher)做了一番精彩描述,佛沃德太太挑出哥哥麦特卡夫(Syd Metcalf)的一封有趣书信。贡献良多的遗孀包括了考顿太太和史迈利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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