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乙”重创退向朝鲜海岸后，日方三舰集合一起追击远逃的“济远”。将近上午9时，因发现西方海上驶来两艘身份不明的船只，坪井航三下令日本三舰自由行动，于是出现了“秋津洲”回头追击“广乙”，“吉野”减速观望，“浪速”追击“济远”的局面。9时30分，判断出远处驶来的是中国运兵船“高升”和运输舰“操江”后，坪井航三从旗舰“吉野”上发出号令，召集军舰重新分派使命，决定由“浪速”捕捉“高升”，“秋津洲”捕捉“操江”，“吉野”追击“济远”。11时40分“操江”被俘，12时43分“吉野”担心驶离战场过远，停止追击“济远”而折回，下午1时“浪速”击沉“高升”。[18]
“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对他的军舰追击“济远”的情况，在日记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我舰乃追击‘济远’号，彼乃在小波拉海上举起降旗。这时遇到一艘英国船，我舰鸣空炮令其投锚停船，该船乃立即停下。我舰更加紧追击‘济远’号，到了离三千多码时发射船首的大炮。‘济远’号至此举起了日本海军旗，上加白旗，表示投降。此时司令官命令我舰靠近旗舰，因此停止进击，等待司令官的命令。”[19]
“济远”舰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逃跑的情况，甚至两面旗帜悬挂的位置，都和“高升”上的目击者汉纳根、高惠悌描述的完全一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情况的真实性。
日本“吉野”舰舰长河原要一在战后也有一份提及追击“济远”具体情况的报告。“8时
6分，以12节（12海里/小时）航速尾追‘济远’……8时10分，‘济远’发射的1颗炮弹在我舰首附近形成跳弹，打断一些信号索具。8时20分，‘济远’150毫米尾炮射出1颗铁弹，打在我舰右舷外海面上跳起，穿入舰内，击碎了一部发电机后，穿透穹甲甲板，坠入轮机舱。”
“我舰重新高速追击‘济远’（指坪井航三9时30分重新分派任务后），12时38分追至距离‘济远’2500米时，以右舷火炮炮击‘济远’，我发射6弹，‘济远’回击2、3弹，12时43分我舰停止追击。”[20]
尾炮退敌的真相（2）
“吉野”舰就是方伯谦报告和“济远”航海日志中提到的那艘午后追击“济远”的“倭督船”，但是这艘“倭督船”上的倭督坪井航三在海战中毫发无损，舰上日本官兵也无一阵亡，根本不存在“济远”航海日志所说的“击死倭提（提督）并官弁数十人”的事情。
根据河原要一的报告，能够与“济远”舰尾炮退敌的说法有稍许关系的，只不过是海战开始后不久“吉野”所受的几次间接损害，不仅伤情不如方伯谦所说的“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那般严重，而且发生的时间也不是午后，更不存在“吉野”被“济远”击退的情况。（丰岛海战后“吉野”与第一游击队各舰即回到朝鲜群山浦锚地驻泊，很快于1894年8月7日被派往朝鲜大同江口、大东河口执行侦察任务，之后还参加了炮击威海湾、护送日本运兵船、侦察成山头等行动，丝毫看不出受重创的迹象。）
作为对日方这一记录的佐证，中国方面亲身经历“济远”参加丰岛海战全过程的一位当事人，曾有过一段十分重要的回忆。“济远”舰的英籍洋员哈富门，事后回忆当天“吉野”追击“济远”的情况是去而又返，“‘吉野’受我炮弹小有损伤，展轮迳去，待修理后重又折回，与我船奋力攻击。”[21]按照哈富门的回忆，当时“吉野”不是被重创，而仅仅是“小有损伤”，不是被击退，而是“重又折回，与我船奋力攻击”。
至此，综合中日各方当事人的目击证据可以证明，方伯谦丰岛海战的报告严重编造事实，所谓的主炮退敌一说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丰岛海战当天“济远”舰的航海日志显然也是编造的，不仅制造主炮退敌的虚假功绩，而且把发生在“济远”身上的悬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事件，转嫁给日本海军，情形可谓极度恶劣。
余音（1）
方伯谦丰岛捷报涉嫌造假的消息，通过各种途径在街头巷尾传播开来。随着一些知情人不断透露消息，方伯谦在海战中躲避到舱室内等其他丑闻，也越来越多地被曝光。李鸿章曾告知丁汝昌，在天津“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不过李鸿章本人却不愿意自找没趣，向清廷承认自己最初对方伯谦丰岛海战报告问题失察，而是颇有些推卸责任地私下斥责丁汝昌，“汝一味颟顸袒庇，不加觉察，不肯纠参，祸将不测，吾为汝忧之。”[22]
面对李鸿章这份指责，目前并没有资料显示丁汝昌做过积极的反应，有一种说法认为，丁汝昌是因为考虑到丰岛海战时寡不敌众，这才饶恕了方伯谦，未进行深究。[23]
丰岛海战报告存在问题的消息，清流言官们也很快知晓。对已经发出的奖赏方伯谦的圣旨，不方便撤回，一向言辞锋利的言官们对此事干脆采取了冷处理，再不提及。私下里，一些言官借此看中了在丰岛海战中作战奋勇的“广乙”管带林国祥，盘算着如何以林来取代丁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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