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当然就是抽税。相比从前的抽分，如今针对进口货物的抽税比率绝不算高，一般只是十税一，但是，针对香料的抽税却相对要高一些。胡椒的税是百分之二十，苏木则是百分之十五，其他货物大多都只是百分之十。至于那些没有带货物，而是满载白银前来交易的船，则是只交船饷，不抽税。而估值过程，大多数是由驻守濠镜的市舶司副提举完成的。
从隆庆改制之初，也不知道是朝中户部，又或者是市舶司进行了初步核算，又和广东地方官员来回扯皮，最终定下了一个每年定额起运两万六千两白银上京的数字。相比每年濠镜租借给葡萄牙人的五百两租金，这个数字相比抽分时代的收入暴涨了一倍，足以让当时的皇帝和内阁阁老们以及户部心满意足。而且，这也是在漳州府月港开海，征收船饷以及进出口税金之外，隆庆年间另外一大新拓展的财政收入来源。
然而，偌大一个濠镜也就是澳门，税收真的只有两万余两？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因为丈抽只算了船饷以及进口税，但须知葡萄牙人更多的是大把大把砸下银元，大肆购买产自明朝的瓷器、丝绸、茶叶、白糖等等各种商品，运到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甚至欧洲本土以及其他国家去贩卖，因而出口税那才是更庞大的税金。但丈抽还有市舶司官员负责，香山县令查验，这出口税就根本没有负责的部门了。因而每年都是广州府制定出一个大概的数字，然后开出澳票给予三十六行的豪商，由他们出面向葡萄牙人收取百分之十的出口税。
汪孚林还在总督府的文书上看到当时那个上书建议的官员留下了非常得意的一句话：“三十六行领银，提举悉十而取一，盖安坐而得，无簿书刑杖之劳。”他看了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分明是又想偷懒，又想收钱，简直和朱元璋当年定俸禄时低得令人发指，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有异曲同工之妙！
朝廷制定一个定额交给下头的市舶司，每年必须收上来这些银两，这是变相的包税制；而广州地方官又给三十六行开具澳票，让三十六行收上定额的这笔出口税，这又是变相的包税制。可想而知，在朝廷拿了两万六千两就心满意足的时候，广东各级官府的库房里，广东各级地方官的口袋里，应该颇为丰满了；而在广东地方官们心满意足的时候，三十六行的豪商们，那才是一面通过贸易大赚特赚，一面通过官府发的澳票特许权发财。
真正赚得盆满钵满的一群人，不言而喻，主要就是这些粤闽豪商！但商人们在有钱的同时，却要承担朝廷朝令夕改的危险，而且遇到真正强势的官员以及朝廷变动时，也没有什么抵抗的能力。更何况，这些豪商的最大敌人还有一个，那就是不交税的走私贩子！
相比这些在两广总督府文书房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汪孚林这次踏上濠镜之后，他还发觉了另外一个问题。
在目前这个时期，葡萄牙在濠镜这块土地上并没有行政机构，只有贾耐劳这个宗教领导人！与此相比，葡萄牙在果阿设有总督府，在已经占领的满剌加也设有重兵。说到底，现如今的濠镜连后世的租界都算不上，更不要说殖民地了。
尽管里斯本号上的暴乱尚未平息，但鉴于安全问题，贾耐劳一点都不想在这块地方多呆，只希望汪孚林跟随自己离开这里。然而，无论他怎么好说歹说，汪孚林却仿佛听不懂似的，脚下生根不肯挪动半步。而他刚刚出来的时候赶得太急，再加上吩咐两个司铎守在望德圣母堂这座主教座堂，除了两个抬凉轿的本地人之外，没有带一个随从，而这会儿码头上空空荡荡，所有的人手都上里斯本号去平息那场叛乱了，他哪里找得到人回去报信？
偏偏在这时候，他听到汪孚林又喃喃自语了一句。
“不会是原本那场暴乱平息了下来，可冲上那条船去帮忙的人看到船上那些金银财宝，被晃花了眼睛，从帮忙的人变成了抢劫的人吧？”
第六七七章 从天而降的受害者
糟糕……糟糕糟糕糟糕！
贾耐劳一下子脸色煞白，差点没一个趔趄摔倒。如果佛朗哥男爵还活着，那么汪孚林形容的这种情况，也许不太会发生，但如果之前的混战中，这位真正的船长真的出了什么闪失，那么在接下来的混战之中，趁乱哄抢，浑水摸鱼这种情况很可能无可避免，财帛动人心啊！
本来，那些重要的东西不一定会全部放在里斯本号上，可架不住这条大船明天就要起航回葡萄牙，船上装满了各式各样的货品。丝绸和瓷器这些东西，不容易私藏，茶叶也一样，而船上的金币银币不可能全都在采买货物时用光了，更何况还装着大量来自满剌加和吕宋等地的珠玉宝石！
贾耐劳再不迟疑，立刻大声叫了两个轿夫抬着凉轿过来，当即坐了上去往码头外跑，却是去寻找之前抵达的一条葡萄牙兵船的司令官。因为理念不同，他这个主教本来就受到耶稣会其他传教士的掣肘，如果能够在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再取得突破，等满了年限调回教皇国的时候，大主教红衣主教也不是不可能。而如果这个教区一乱，那麻烦就大了！更何况，汪孚林说这些话的弦外之音，也许就有考较他手腕的意思。
他并没有察觉，又或许说还没来得及察觉，自己已经把汪孚林定位为非常了解西方政治和宗教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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