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Talib Mushtaq， Awraq ayyami， 1900–1958 [Pages from My Life， 1900–1958] （Beirut： Dar al-Tali｀a， 1968）， 1：15. 他用阿拉伯语引用了英国中士的话，“Al –Inkliz damdam aqwa， lakin khubz maku.”
[34] As quoted by Sergeant P. W. Long， Other Ranks of Kut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38）， 34.
[35] IWM， diary of Lieutenant Colonel L. S. Bell Syer， entry of 14 May 1916. 另见T. R. Wells少校的文件，他声称土耳其人对印度穆斯林有“好感”（5月8日和6月4日），以及斯普纳神父的日记，时间为 5月17日。
[36] “新月营”见第三章。在Other Ranks of Kut一书33页中，P. W. Long称有一整支“阿尔及利亚营”驻扎在巴格达英军战俘营附近，“他们声称是我们的朋友。”Long说，考虑到他们曾为法军效力，英国人“不接受他们的示好”。这些北非士兵后来被派去波斯，“代表土耳其人与俄国交战”。
[37] NARA， Baghdad vol. 25， Brissel report dated Baghdad， 9 August 1916.
[38] 这篇文章摘自 Sada-i Islam，newspaper of 29 Temmuz 1332 （11 August 1916），保存在美国巴格达领事馆文件中，NARA， Baghdad vol. 25. 英国官方历史承认苏丹接见了英国穆斯林军官并交还了他们的剑，但称奥斯曼政府逮捕了“拒绝”为苏丹效力的人。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466.
[39] 许多官员在回忆录中，详尽地讲述了他们的被俘经历；参见Major E. W. C. Sandes， In Kut and Captivity with the Sixth Indian Division （London： John Murray， 1919）；Captain E. O. Mousley， The Secrets of a Kuttite： An Authentic Story of Kut， Adventures in Captivity and Stamboul Intrigue （London： John Lane， 1921）；W. C. Spackman， Captured at Kut： Prisoner of the Turks （Barnsley， UK： Pen ＆ Sword， 2008）。
[40] E. H. Jones， The Road to En-Dor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1921）， 123.
[41] IWM， private papers of J. McK. Sloss， MSM Australian Flying Corps， Documents 13102; P. W.“Jerry” Long， in Other Ranks of Kut， 103. 在库特陷落后披露了普通士兵经历的一手文献。
[42] Arnold T.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1914–191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140.
[43] 在Armenian Golgotha： A Memoir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1915—1918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0）， 294–298页中，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称，碰到这些英军士兵的时间就在1916年7月初，距离之前被驱逐的亚美尼亚人来到巴赫切仅两到三周。这意味着1916年6月底或7月初时，库特的幸存者已经来到火车站。
[44] 寇松的话引自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335.
第十一章
阿拉伯起义
英国与麦加谢里夫都对战事抱有忧虑。因此，经过为期数月的紧张谈判，双方最终结成战时同盟。侯赛因有理由相信，青年土耳其党人企图颠覆他的权力，甚至蓄意加害于他。况且，为实现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建立独立的阿拉伯王国这一宏伟目标，他需要大国的支持。另一边，英国则担心他们日前接二连三战事失利，会助长殖民地穆斯林的气焰，从而背叛协约国方。目前英军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低潮，因此，开罗与伦敦的战争策划者希望通过与谢里夫、这位守卫伊斯兰最神圣之地的人结盟，在此时消解奥斯曼帝国苏丹哈里发的圣战号召。
作为埃米尔领地，麦加是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中一处极为特殊的所在。几世纪以来，这座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城市，穆斯林一年一度朝觐之地，一直由穆罕默德的后裔（被授予“谢里夫”的称谓）全权管理。麦加的埃米尔由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任命，其宗教地位仅次于作为哈里发的苏丹。虽然麦加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但历代埃米尔都涉身政界。奥斯曼政府利用哈希姆家族的内部对立来制衡其掌权者，防止其从伊斯坦布尔获得更大程度的独立。一位拥有合法宗教地位、又富有魅力的阿拉伯统治者，会威胁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地区的统治。[1]
侯赛因深谙奥斯曼政府的伎俩。1853年，他的父亲被苏丹扣押在伊斯坦布尔，侯赛因就出生在那里。1861年父亲死后，他迁至阿拉伯行省汉志，也就是麦加与麦地那这两个伊斯兰教最神圣城市所在之地。他在那里的贝都因部落中成长，照惯例成为麦加谢里夫的一员。1893年，他被驱逐至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凭借自身实力在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家中养育了四个儿子—阿里、阿卜杜拉、费塞尔与扎伊德。1908年，因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为否决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对麦加埃米尔的首选提名，遂命侯赛因接任该职。虽然侯赛因并非埃米尔的最佳人选，但1909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下台时，他成功保住自己的职位，巩固了在麦加的地位。
随着伊斯麦尔·恩维尔、艾哈迈德·杰马勒与穆罕默德·塔拉特组成的执政三巨头于1913年得势，谢里夫侯赛因同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关系便开始恶化。谢里夫在麦加积极抵制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各项政策，以弱化奥斯曼政府在汉志的统治。他阻挠一切在汉志行省实施新行政改革法的举措，并反对将汉志铁路从麦地那修至麦加。前者会破坏埃米尔在麦加的自治权，况且铁路一旦修通，麦地那的穆斯林便会乘坐火车前来麦加朝觐，如此一来便会抢了赶骆驼者的生意，有损当地经济。与青年土耳其党人抗争，谢里夫侯赛因知道自己的反对只会遭到无视。尽管如此，他并未向伊斯坦布尔的压力屈服，而是开始考虑发动叛乱。谢里夫侯赛因记得，1899年，英国曾助科威特领导人成功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获得独立。他派儿子阿卜杜拉前往开罗，与当地英国官员展开谨慎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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