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135. 1917年5月18日，赛克斯在皮科特的陪同下，与费塞尔和谢里夫侯赛因在吉达会面，向谢里夫通告《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相关内容，但当中承诺在法国管制下给予阿拉伯的自治比能兑现的要多。 Ibid.，138–141.
[37] Lawrence， Seven Pillars， 298.
[38] Lawrence， Seven Pillars， 300–312.
[39] 让阿拉伯历史学家懊恼的是，劳伦斯被赞为亚喀巴的解放者—事实上是抢功。 正如他在Seven Pillars中写的，“亚喀巴是通过我的计划，依靠我的努力攻下的。为此我可谓殚精竭虑。”（323页）。Ali Allawi， Faisal I of Iraq，95–96页中提到，在7月6日给费塞尔的报告中，谢里夫纳西尔“并未提及劳伦斯在计划和组织这次攻击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劳伦斯夸大了自己的作用，且“非常清楚其他当事人大多数都是阿拉伯人，他们没有办法质疑或是纠正这个说法”。另见 Suleiman Musa， T. E. Lawrence： An Arab Vie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温盖特的电报引自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160–161.
[40] Lawrence， Seven Pillars， 322.
[41] 引自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166.
[42] Eugene Rogan， 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Transjordan， 1851—192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4–229.
[43] 关于伊尔比德贵族下令征集民兵，引自Salih al-Tall未出版的回忆录（236–237页）。我非常感激已逝的Mulhim al-Tall允许我复制这份珍贵的文件。
[44] 切尔卡西亚志愿部队指挥官米尔扎·瓦斯菲的私人文件，收藏于安曼的约旦国家档案馆。关于志愿骑兵队，可比对 MW 5/17， docs. 6 and 10， 3–10 November 1916.
[45] Odeh al-Goussous， Mudhakkirat ｀Awda Salman al-Qusus al-Halasa [Odeh al-Goussous al-Halasa回忆录，1877–1943] （Amman： n.p.， 2006）， 84.
[46] 这些讨好部落领导人以削弱哈希姆影响的举措，见Odeh al-Goussous ， Mudhakkirat｀Awda Salman al-Qusus al-Halasa，84. 奥斯曼档案保留着给叙利亚南部部落领导人颁发奖章的表扬证书；参见the Prime Ministry Archives， Istanbul， DH-KMS 41/43 and 41/46（August and September， 1916）。 关于劳伦斯与奥达的对质，参见 Lawrence， Seven Pillars， 355;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169–170.
[47] 这次攻击发生在1917年7月17日后不久。劳伦斯在Seven Pillars of Wisdom中并未提及此事，因为他当时正在开罗。Goussous， Mudhakkirat ｀Awda Salman al-Qusus al-Halasa，86–88. 然而，劳伦斯确实汇报了部落对奥斯曼帝国的忠诚；参见 T. E. Lawrence，“Tribal Politics in Feisal’s Area，” Arab Bulletin Supplementary Papers 5 （24 June 1918）： 1–5.
[48] 1917年6月24日的会议和伊尔德鲁姆集团军组建情况，参见杰马勒帕夏的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82–193；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173–184；Erickson， Ordered to Die， 166–172.
[49] Bruce， The Last Crusade， 119–120.
[50] Emin Çöl， Çanakkale Sina Savaşları： bir erin anıları [达达尼尔和西奈战役：个人回忆录]（Istanbul： Nöbetçi Yayınevi， 2009）， 103–104.
[51] Çöl， Çanakkale Sina Savaşları， 106–108. 关于澳大利亚第四轻骑旅的冲锋，参见Roland Perry， The Australian Light Horse （Sydney： Hachette Australia， 2010）， 3–13.
[52] Cyril Fallsand A. F.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Part 1 （London： HMSO， 1930）， 65.
[53] Reid， The Fighting Cameliers， 139–147.
[54] 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9）， 208；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London： Abacus Books， 2001）， 43–50；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333–346.
[55] 在巴勒斯坦战役中，双方均遭受了重大伤亡。截至征服耶路撒冷，英军报告称死伤18928人，奥斯曼军死伤28443 人。另外，艾伦比报告称有近1.2万名土耳其人被俘。Bruce， The Last Crusade， 165.
[56]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50–54.
[57] 帝国战争博物馆拥有一份十三分钟长的无声电影副本，片名为“General Allenby’s Entry into Jerusalem”，可从网上获得。
第十三章
从停战到停战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人掌握俄国政权后，要求与同盟国立即停火—这对失掉耶路撒冷后状态降至低谷的奥斯曼帝国而言，是个翻盘的绝好机会。
一战的艰辛令俄国沙皇在二月革命（根据俄国旧历命名，实际发生在公历1917年3月）中丢掉了皇位。尼古拉二世于3月15日被废黜，以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上台。协约国起初认为革命后的俄国后也许能重振雄风，尽管政治动荡影响了军队的纪律。
新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1917年3月14日第一号政令），就是撤销俄国军官对军队的控制权，交由选举出的“士兵苏维埃”指挥。在奥斯曼帝国被占领土上的俄国部队迅速奉命—混乱也接踵而至。“由于彼得格勒的革命，现在俄国士兵没完没了地举行冗长又千篇一律的会议，”驻黑海港城特拉布宗的美国领事，在1917年3月23日的政治日志上这样记载，“示威过后，人们都担心会有各种暴行，大多数商店也因此关门大吉。执行委员会选举完毕后—当选的绝大多数是士兵—更是冷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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