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Askari， A Soldier’s Story， 138–139.
[18] Ajluni， Dhikrayat， 67–68；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236.
[19] Askari， A Soldier’s Story， 136–137， 142–146; Lawrence， Seven Pillars， 520; Edmond Bremond， Le Hedjaz dans la guerre mondiale （Paris： Payot， 1931）， 268–269.
[20] 马安镇民抵抗阿拉伯军队和从马安撤离后鼓舞士气的演讲，见Tahsin Ali ， Mudhakkirat Tahsin ｀Ali， 1890–1970 [Tahsin Ali回忆录] （Beirut： al-Mu’assasat al-｀Arabiyya li’l-Dirasat wa’l-Nashr， 2004）， 70–71.
[21] David Stevenson， 1914–1918：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enguin， 2005）， 402–409.
[22] Falls and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 2：2：411–421.
[23] Kinloch， Devils on Horses， 282–283.
[24] Falls and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2：1：365–366.
[25] IWM， papers of D. H. Calcutt， diary entry of 6 May 1918， 49–50.其他关于第二次攻打外约旦的一手资料，参见A. l. Smith的日记；W. N. Hendr，“Experiences with the London Scottish， 1914–18”；Captain A. C. Alan-Williams， scrapbook vol. 2， loose-leaf diary，“Second Attempt to Capture Amman April 29th 1918”；J. Wilson的日记，36–38.
[26] French Military Archives， Vincennes， SS Marine Q 86， 21 May 1918， no. 23，“Jaussen”；French Military Archives， Vincennes， SS Marine Q 86， 29 May 1918， no. 31，“Salem ebn Aisa， Tawfik el-Halibi.”
[27] 以下分析汲取了Michael Reynold的杰出研究，Shattering Empires，191–251，以及W. E. D. Allen and Paul Muratoff的经典之作， Caucasian Battlefields： A History of the Wars on the Turco-Caucasian Border， 1828–19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457–496.
[28] Liman von Sanders对高加索战役的批判比任何人都要激烈，他在Five Years in Turkey 268–269页中称，运往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的额外物资应该更有效地运用，才能保障奥斯曼帝国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统治。
[29] Anthony Bruce， The Last Crusade： The Palestine Campaig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 London： John Murray， 2002）， 215.
[30]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274.
[31] 一位印度士兵的匿名信，时间为1918年10月28日，由英国审查官翻译，装订在巴勒斯坦的印度士兵信件集中。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D. C. Phillott Papers， GB 012 MS.Add.6170， 80–82.
[32] Tawfiq al-Suwaydi， My Memoirs： Half a Century of the History of Iraq and the Arab Cause（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13）， 71.
[33]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D. C. Phillott Papers，信件日期为1918年10月20日，106–110.
[34] 皇家第38和第39燧发枪营还有一个更熟悉的名字，即犹太营，其相关资料参见 J. H. Patterson， With the Judaeans in the Palestine Campaign （London： Hutchinson， 1922）。 关于法军在巴勒斯坦战役中的情况，参见Falls and Becke，Military Operations， 2：2：419， 473.
[35] 关于英军进入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人目击证词，参见 Tahsin Ali， Mudhakkirat， 78–82；Ali Jawdat， Dhikrayat， 66–72；Muhammad Ali al-Ajluni， Dhikrayat， 81–83.
[36] Hubert Young， The Independent Arab （London： John Murray， 1933）， 256–257.
[37] Falls and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 2：2：618;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201.
[38] 关于库特之围中英国和印度战俘的遭遇，可见第十章。Charles Townshend， My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London： Thornton Butterworth， 1920）， 374–385.
[39] 停战协议条款见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28–130.
[40]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D. C. Phillott Papers， GB 012 MS.Add.6170， letter dated 27 October 1918， 78.
小结
奥斯曼帝国的毁灭
奥斯曼帝国最终输掉了一战。这是一场国家灾难，但并非史无前例。自1699年起，奥斯曼帝国的大多数战争都以失败告终，不过帝国依旧屹立不摇。然而，一战后的和约谈判牵扯利益之广，对帝国来说是前所未有。一边是战胜方的主张，一边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奥斯曼政府被夹在其中，左右为难。与其说是因为一战惨败，还不如说是和约条款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的毁灭。
1918年11月13日，一支协约国舰队顺利通过清扫完水雷的达达尼尔海峡，驶进了伊斯坦布尔。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这座城市从开战以来一直都未被征服。现在它成了不设防的城市。42艘舰船由无畏级战舰“阿伽门农”号带头，驶向下游的多尔玛巴赫切宫，主宰了博斯普鲁斯水域。双翼机小队掠过英、法、意、希战舰，令人叹为观止。萨默赛特·高夫—考尔索普与其他军官一道登岸，由此开始掌管伊斯坦布尔。协约国士兵踩着军乐队的节奏，阔步走在该城街头，伊斯坦布尔的基督教居民像欢迎英雄一样欢迎他们的到来。
在伊斯坦布尔山顶的人群中，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看着协约国舰船抵港。这位亚美尼亚神父历经万难，侥幸逃过了种族屠杀，于1918年9月回到了家乡。在那之前，他的母亲和姊妹以为他已不在人世，早放弃了寻找。由于害怕再次被捕，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巴拉基昂一直在母亲和姊妹两家之间来回躲藏。这几日，他趁那些悲痛的记忆仍未褪去，加紧撰写他的“亚美尼亚各各他”，记录下自己目睹耳闻的人间悲剧。尽管如此，巴拉基昂还是想亲眼看着协约国舰队抵达伊斯坦布尔，见证标志着亚美尼亚人战时苦痛终结的这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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