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就是，到曼谷首脑会晤的时候，刘伯恩不得不亲自提出这个问题。
可惜的是，在首脑会晤上。刘伯恩也没有得到多数同盟国成员的支持，反而遭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的质疑。
这就是。中国在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的情况下，凭什么获得金融主导权？
到这一步，中国当局就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做文章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帮助所有国家在战后进行重建的“世界经济复苏计划”被提到上了中国当局的议事日程。
在该计划中，任何国家都有资格成为受援国。
只是，并非所有国家的受援级别都一样。
有趣的是，这个对战后世界秩序影响极其深远的计划。并没有由政府负责，而是由军方负责。
事实上，这也是国防部在成立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
在这个计划中，顾祝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九四九年六月，在国防部宣告成立之后，顾祝同担任了国防部海军事务副部长。
当然，这只是一个临时职务，在国防部正式组建之后，这个职位将被撤消。取而代之的是总参谋部的参谋长联系会议。也就是说，这个职位本身只是为了在国防部成立之后推动军事改革。当时总共有四位军种与兵种事务副部长，其职责都一样，即在国防部的领导下推动军事改革。
在国防部主导对外援助的情况下，顾祝同首先提出，可以减免部分国家的战争债务。
事实上，让国防部主导对外援助工作，主要原因就是。同盟国集团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巨额战争债务，而中国是主要债权国。
根据中国当局在战后公布的一份资料，到大战结束的时候。除中国之外，同盟国集团各成员国的战争债务总量高达四千六百亿华元。而中国的战争债务只有不到一千亿华元，因此中国是三千多亿战争债务的债权国。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以一九五零年的币值，三千六百亿华元相当于一万四千吨黄金。
也就是说，同盟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净债务，需要用一万四千吨黄金才能抵偿。
显然，这超过了同盟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偿债能力。到大战结束的时候，除中国之外的同盟国集团成员国中，黄金储备最多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总共不到两千吨，其次是储量接近一千吨的意大利，而其他所有国家的黄金储备量都在五百吨以内，这些国家的黄金储备总量不到一万吨。
显然，如果中国不减免部分战争债务，那么同盟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就会被压垮。
至于经济发展，就只是水中望月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减免其他国家的战争债务是推动世界经济在战后复苏的主要动力，也是必要手段。
问题是，这等同于中国替其他国家承担了债务。
显然，要让中国政府来偿还这么巨大的债务，也是非常不现实的事情。
要知道，即便到大战的最后一年，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也不到两千亿华元，而且赤字占了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也没有偿还能力。
这下，问题严重了。
要知道，中国政府只是名义上的债主，债权实际上在中国企业手里，如果债务国不肯偿还、或者是无法偿还，那么就得由中国政府来偿还。更要命的是，如果中国政府也无力偿还的话，除了政府会破产之外，中国的经济也将遭受重创。
白了，如果不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仅仅是减免其他国家的债务，中国经济就会崩溃，从而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那些获得了债务减免的国家，也不可能从中获得任何实质性好处。要知道，战后的世界经济必然以中国为核心，而中国的巨大市场，特别是消费市场将是其他国家企业的主要目标。如果这个市场消失了，进入了持续衰退期，那么全世界的企业都会受到影响。
显然，减免债务，只是一个说法，而真正的目的是要如何来抵消掉战争债务。
原因很简单，战争消耗了大量资源，必然会引发经济问题，而各国的战争债务只是一个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如此巨大的消耗等于稀释了社会财富，如果依然采用战前的方式来处理，肯定无法解决问题。
正是如此，改变世界金融体系势在必行。
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牵头。
要知道，只有中国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来解决全世界都得面对的难题，如果中国不在这个时候牵头，那么任何关于经济复苏的努力都等于白费。
显然，顾祝同只是指出了一个方向。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曼谷的首脑会晤上，同盟国集团各成员国的财长聚集一起，召开了第二次全体财长会议。
这次，中国财长明确提出，可以减免部分国家的战争债务，但前提条件是，必须齐心协力的建立一个新的金融体系，帮助中国消化掉巨额的战争债务，不然中国政府将在替他国偿还债务的时候破产。
显然，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见到的结果。
白了，即便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也不希望看到中国政府破产，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战争期间做出的所有承诺都将无法兑现。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动荡，必然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动荡。显然，在战争结束时候，各国政府都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就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更需要一个可以让企业获得发展机会的经济环境，而这一切都系于中国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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