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军来说，在战后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获得投掷原子弹的能力。
显然，在战略型核潜艇问世之前海军只有战术平台。没有战略平台。
结果就是，中国海军在原子弹小型化工程上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因为海军比空军更加需要让原子弹做得更小一些。
所幸的是，技术进步的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
到一九五四年，中国军方就制造出了第一枚可以由战术飞机携带的原子弹，其质量仅有一点四吨。
虽然比起后来的核弹头，这依然是一枚十分巨大的炸弹。要知道。中国在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研制的最先进的核弹头，其质量仅有一百三十四公斤、爆炸当量在五万吨到二十万吨之间可调，一枚射程高达一万二千公里的潜射弹道导弹可以搭载十二枚。而且能够分别打击十二个目标。但是与最初的原子弹相比，这种只有一点四吨重的原子弹已经足够小了。小到能让舰载攻击机携带。
正是如此，在大战后，中国海军舰载航空兵的发展，准确的说是新式舰载攻击机的研制都以搭载原子弹为基本要求。
经过艰苦努力，中国海军在一九五六年获得了第一种能够搭载原子弹的舰载攻击机。
由此，海军获得了极为宝贵的核打击能力，并且在洲际弹道导弹与战略型核潜艇问世之前成为了空军战略航空兵的有力补充。
当然，这是一种非常大的攻击机，其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二十七吨。
要知道，在大战期间，中国海军最重的舰载机也只有十吨，大部分舰载机的重量都在十吨以内。
结果就是，海军需要更大的航母。
可以说，正是舰载机的大型化，推动了航母的大型化，而中国海军也正是因此彻底放弃了建造小型航母的念头。
当然，对中国海军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德全面对抗。
事实上，在刘伯恩发表著名的“雅温得讲话”之前，中国海军就在为中德全面对抗做准备了。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中国海军就把重点转向了北大西洋。
当年，刚刚当上参谋长会议主席的顾祝同就批准了一项工程，即动用四亿华元扩大中国在北大西洋上的海军基地。
三年之后，中国在北大西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的容纳能力扩大了两倍。
在一九五二年，顾祝同还签署命令，正式把第四舰队与第六舰队合并为大西洋舰队，并且为之保留了九艘舰队航母。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
到一九五七年，顾祝同再次担任参谋长会议主席的时候，中国海军还通过与埃及签署同盟条约，获得了亚历山大港的使用权，随即就在此大兴工程，修建了中国海军在地中海上最大的海军基地。
更重要的是，还建造了在大西洋上唯一能够对航母进行全面维修的大型船坞。
从此之后，亚历山大港就成为了中国海军在大西洋上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也是大西洋舰队最重要的母港。
除此之外，中国海军还在马耳他、直布罗陀、卡萨布兰卡等地修建了海军基地。
在英国通过全民公决摆脱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占领，恢复了正常国家权力之后，中国还获得了朴茨茅斯港与斯卡帕湾。到一九六八年，在挪威加入了由中国发起的泛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后，中国还获得了欧洲大陆上的港口。到此，中国海军完成了对德意志第二帝国本土的战略包围。
白了，在通过这一系列的行动之后，中国海军已经能够封锁德意志第二帝国本土，甚至是封锁整个欧洲大陆。
当然，大部分行动都是在中德全面对抗，也就是中德冷战爆发后进行的。
对中国海军来说，中德全面对抗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虽然中国的三大军种与海军陆战队都从中获益，但是相对而言，海军获得的好处超过了其他军兵种。
主要就是，海军依然是唯一能够全球到达与全球作战的军种。
在中德冷战初期，中国的四大军兵种有明确分工。陆军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本土防御，并且为盟国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保障；空军的主要任务是对德意志第二帝国构成战略威慑，为最主要的战略打击力量；海军陆战队是中国进行势力扩张的急先锋，主要承担在海外热点地区的军事行动；海军则是中国对外扩张的支柱，全面负责对外扩张，可以说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中国海军的身影。
更重要的是，在战后，中国奉行的是扩张战略。
也就是说，中国的战略重点不是守成，而是要利用在大战期间建立起来的威信，迅速扩大势力范围，完成对主要竞争对手的压制与遏制，压缩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不给竞争对手发展壮大的机会。
这样一来，海军自然在四大军兵种中稳居第一的位置。
从军费分配上，就能看出海军的地位。即便在陆军与空军参谋长担任主席期间，海军分到的军费都占了军费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超过了陆军与空军，更是海军陆战队多出了将近两倍。在顾祝同担任主席期间，海军军费所占比例一直在百分之四十左右，而且主要用来推动大型装备项目。
可以说，中德冷战，让中国海军进入了战后的黄金发展时期。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以德意志第二帝国为核心的“欧洲大陆集团”土崩瓦解，直到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惨烈的军备竞赛中败下阵来、曾经统一的德意志分裂成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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