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军内调查的结果不会对军方不利。
李志强也做了保证，他会安排一名合适的海军军官，还会利用关系，去影响陆军与空军安排的调查军官。
至于陆战队的调查军官，就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李承志没再浪费时间，在收到消息的当天晚上就搭上了飞往萨尔瓦多的运输机。调查委员会还在筹建之中，最快也要数日之后才能前往萨尔瓦多，因此李承志有必要提前返回，好安排接受调查的准备工作。
当然，军内调查本身就只是一个态度，表示军方很重视这件事情。
至于调查结果，政府当局肯定不会抱太大的希望。
对此，席存瑞心里也非常有数。
如同军队需要应付总统的责难一样，席存瑞也要应付来自国民议会的质疑，而且必须给那些喜欢无事生非的议员一个交代。
所幸的是。大部分议员要的不是调查结果，而是发动战争的理由。
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次事件并不只有坏的影响，因为《华夏时报》刊登的消息，已经为中国提供了发动战争的理由。
周润康还在安理会上努力，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国家支持的时候，国民议会的几名议员就发起了一项议案。即直接授权政府在危地马拉采取军事行动，从根本上消除危地马拉人道主义灾难。
当然，只要说的议案。就肯定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要知道，每一名议员都有资格针对议案进行辩论，以表明自己的观点。甚至还可以提出修改建议。
总而言之，要让议案在国民议会获得通过，需要足够多的时间。
此时，席存瑞最需要的就是时间。
按照中国的法律，即便对危地马拉采取军事行动的提案在安理会获得支持，席存瑞也需要回过头来，在国民议会获得支持。说白了，只有国民议会授权，总统才能调动军队发起军事行动。
在和平时期，总统无权直接调动军队。
显然。国民议会提前就出兵危地马拉的事情进行辩论并不是坏事，如果能在安理会获得支持，就能节省大量时间。
由此可见，这次的事件并不是重点，也没有多少人关心调查结果。
白了。只要军方能够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此事就会不了了之。
更重要的是，即便那些不把总统放在眼里的议员，也不敢在重大事情上跟军方作对，总会向军方妥协。
这也可以理解，军方的影响力摆在哪里。而大部分议员不会冒险得罪军方。
正是如此，席存瑞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并且警告总参谋部的将军，在调查期间不要再惹上麻烦。
对李承志等人来说，这显然是件好事。
回到萨尔瓦多，李承志向易建朝交代了回国的事情，然后就无所事事了。
调查小组到来之后，找小队的官兵单独询问了情况，而且让所有人都写了一份在危地马拉的行动报告。
当然，这也只是做做样子。
要知道，在调查小组到来之前，易建朝就让所有人统一了口径，因此每个人的行动报告都大同小异。
调查小组最终得出的结论，自然在所有人的预料之中。
在提交给总参谋部的调查结果报告中，调查小组强调了一点，即《华夏时报》的女记者舒雨婷是在政府下达禁令之后，擅自进入危地马拉，而当时被派遣到萨尔瓦多执行任务的特种侦察部队立即采取了营救行动，一名特种侦察兵在营救行动中牺牲，而特种侦察部队并没有违背军规与政府下达的命令。整个事件，都是由舒雨婷个人所致，即她没有如实交代在危地马拉的活动情况，更没有在获救之后将获取的证据交给营救人员，而是在回国之后，将其发表在了《华夏时报》上。
显然，这是一份说得过去的调查报告。
更重要的是，调查小组所做出的结论，把主要责任推到了女记者舒雨婷身上，而参与营救行动的特种侦察部队反而成了英雄。
在这份调查报告中，隐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特种侦察部队进入危地马拉的主要目的不是营救女记者，而是去做女记者做的事情，即获取发生在危地马拉的人道主义灾难的证据。
当然，混淆视听是军方一惯的处事方法。
显然，这份调查报告对出兵危地马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就是，报告中强调了发生在危地马拉的人道主义灾难，淡化了中国派遣军队进入主权国家的事实。
只是，事情还没有这么结束。
在军方的调查报告公布于众之后，《华夏时报》所属的“华夏报业集团”立即做出了积极回应，宣称其记者舒雨婷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国际记者协会的基本准则，记者有权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进行采访与报道，而且她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帮助正在遭受军人独裁政府残害的危地马拉平民。
显然，“华夏报业集团”的声明无异于火上浇油。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得罪不起的不是军队，而是新闻媒体。
大战结束之后，中国结束了持续十年的战争状态，也就终止了对新闻媒体的管制，随后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旨在维护新闻采访自由的法案，即“新闻法”，明确规定新闻媒体有采访与传播新闻的自由，拥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且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受政府机构的管制与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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