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火商在军队上的投入，迟早会成倍的、甚至数十倍的收回去。
对军火商来说，最大的回报就是得到军队的订单，而要让军队下达订单，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动一场战争。
也正是如此，很多人都认为，民族独立运动背后就有中国军火商的身影。
只是，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基本上与中国没有关系，而且战前最大的殖民地宗主国，即英国在战后迅速改变了立场，公开宣布放弃所有殖民地，甚至向新成立的国家移交了殖民地占领军的物资与资源。至于法国的殖民地，在大战结束前就被瓜分完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殖民地并不多，而且受到的影响也不大。
总而言之，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并没有让中国军火商尝到甜头。
中国军火商需要的是一场由中国军队直接参与的，至少是针对某个国家，最好是针对某个地区的大规模战争。
显然，危地马拉与中美洲地区就符合这个基本条件。
如果这场军事行动演变成大规模地区战争，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最大的受益者都是中国的军火企业。
后来有人做过统计。在一九六六年，中国军方的军火、即弹药订单，总价值仅有三十四亿华元。如果把采购核武器的费用排除在外的话，那么用于采购常规弹药的费用实际上还不到十五亿华元，采购的子弹不到五亿发、炮弹不到三千万枚、炸弹总共才一万五千吨，战术类常规导弹仅一千二百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中国军方的军火订单猛增到一百六十七亿华元，其中用于采购常规军火的达到了一百二十八亿华元，总共采购了一百二十亿发子弹、三亿五千万枚炮弹、十六万八千吨炸弹与五万枚战术类常规导弹，与上一年相比，增加幅度超过了百分之一千。
这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让生产弹药的军火企业的年利润提高了十多倍。
有趣的是，并非所有的军火订单都留在了国内。
关键就是，很多军火企业没有做好准备，也就无法接下军方递来的大单。比如，枪弹与小口径炮弹的产能就严重不足，当时就算全部兵工厂开足马力生产，也无法及时完成军方下达的订单。显然，前线的作战部队可不会等着弹药生产出来才跟敌人打。结果就是，中国军方不得不从海外订购弹药，即从友好国家那里购买弹药，或者是向友好国家的军火企业下达订单。只是，这依然无法解决问题。到最后，中国军队不得不从友好国家的军队那里借用弹药。最典型的就是，日本的国民自卫队就为以出借的方式，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十亿发子弹与五千万枚小口径炮弹。当然，这也与日本在战后定下的和平宪法有关，即日本本国生产的武器装备，仅用于自身防卫，不得用于出口。即便中国是日本的“宗主国”，而且日本的和平宪法是由中国占领军制订的，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中国军队也不能超越日本的法律，就只能从日本国民自卫队借用军火。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总而言之，最想打仗、打大仗的绝对不是军人，而是军火商。
如果再往深处看，中国的其他企业家、以及银行家也脱不了干系。这就是，军火业属于终端产业，而在其上游还有钢铁业、化工业、采矿业等等中游产业，而这些企业的利益也与战争有关。
白了，武器装备都是用钢铁制造的，弹药里都需要炸药。
只要军火生产线运转起来，就需要大量的钢铁、橡胶、炸药、塑料等等，从而为上游企业提供更多的订单。
把这些企业联系到一起，并且在背后给予支持的则是银行家。
原因很简单，任何一家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的时候，都需要银行贷款，而大型银行在提供贷款的同时，会对企业进行渗透，比如在董事会获得席位，甚至直接收购盈利较好的企业的股票，成为其主要股东。在大战期间，中国的军火企业都在急剧扩张，而且在战争结束前的盈利状况都非常良好。结果就是，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里都有银行委派的董事会成员，而且有银行的注资。即便没有遭到银行入侵的军火企业，也从银行获得了贷款，而贷款与利息正是银行控制军火企业的把柄。
白了，如果军火企业没办法盈利，银行的投资就将亏本。
为了不做亏本买卖，银行家自然会设法让军火企业盈利，而为了让投资有价值，就更需要让军火企业有极高的利润率了。
显然，一场大规模战争，才能给银行家带来足够高的利润率。
要知道，在银行家眼里，绝对没有爱国主义，一切都是为了赚钱。
由此可见，中国的金融业、钢铁业、化工业、矿业、军火业是绑在一起的，军火企业只不过是战争的直接代言人罢了，而那些叫嚣着扩大战争规模的将军，也仅仅只是军火企业的代言人。
第五十七章 钱
从某种意义上讲，席存瑞、以及所有文职官员都应该感谢冯承乾。
大部分人都认为，为中国打下民主政治基础的是吴铁生与刘伯恩，因为吴铁生在连任两届总统之后主动放弃了第三次连任机会，而刘伯恩只是在战争期间当选总统，战争结束之后就主动以健康为由卸任，由副总统接任。更重要的是，刘伯恩在卸任之前，推动国会通过了一条专门针对总统任期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每位总统只能连任一次、也最多只能担任两届总统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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