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没有罗嗦，立即答应了下来。
因为这不是一次高难度的作战任务，但是任务时间比较长，或者说无法确定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完成任务，所以按照刁德勋的吩咐，两人在携带基本武器与基本弹药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多带一些给养。
情报官员到达后，简单介绍了一下此次任务的要点。
对四名狙击手来说，要点只有一个，即把情报官员安全护送到目的地，再把他安全护送回来，回程也许会多一个人。
关键是，没人知道目的地在哪。
用情报官员的话来说，因为这几年、特别是最近三年，危地马拉政府军加大了围剿游击队的力度，甚至为此在游击队的控制区内实行三光政策。很多支持游击队的村庄都被政府军彻底摧毁，无数支持与同情游击队的村民遭到残害。结果就是，游击队被迫向更加偏远的地区撤退，而且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因为政府军的残酷镇压，很多地方的平民都不敢支持游击队了。
显然，反政府游击队的日子过得极为艰难。
可以说。如果中国把出兵时间推迟到一九六七年底，那么在中国军队到来之前。反政府游击队就将被政府军剿灭。
毫无疑问，找到反政府游击队不困难，可是要想找到游击队的领导人，以及赢得游击队的信任，绝对不是易事。
对此，李承志也非常清楚。
早在一九五六年，当时的危地马拉政府就派遣使者到北京。请求中国提供支援，协助铲除佩腾省的军阀，也就是当时控制了佩腾省的卡斯特罗。可惜的是，中国当局以一些无关紧要的理由拒绝了。六年之后，在卡斯特罗得到了墨西哥的支持，攻下危地马拉城之后，危地马拉民选政府的官员流亡海外，在巴拿马组建了流亡政权，又派遣几位官员来到北京，请求中国出兵危地马拉。结果依然一样。中国当局用不便于介入危地马拉内战为由，拒绝了流亡政府的请求。
显然，中国当局的作为，让危地马拉流亡政府的官员极为失望。
同样的道理，那些留在国内抗战的反政府游击队，也对中国当局的冷漠态度感到极为失望。
要知道，在一九六三年，反政府游击队有希望打回危地马拉城。结果因为中国不肯提供援助，导致反政府游击队在当年八月份的战斗中遭受惨败，数千名游击队员被击毙。还有一千多名被俘的游击队员被政府军处死。更要命的是，在这场战斗之后。反政府游击队失去了统一指挥，变得四分五裂。在此之后，虽然中国的立场有所改变，而且授权军事情报局为反政府游击队提供援助，比如通过走私等方式，为反政府游击队提供急需的弹药，以及更加重要的情报，甚至还派遣情报官员去协助反政府游击队作战，但是介于现实环境，反政府游击队再也没有能够发动有规模的进攻。
可想而知，反政府游击队不会把中国当成可以依靠的盟友，甚至连朋友都算不上。
要在这种情况下，跟反政府游击队建立起信任合作关系，显然是一件难事。即便能够找到反政府游击队的最高指挥官，也未必能够说服他，让他率领手下的游击队员来协助中国军队作战。
当然，也不能否认这种可能。
白了，受出兵理由限制，中国军队不可能长期占领危地马拉，而且中国当局也不会谋求吞并危地马拉。在打跨了军人独裁政府之后，中国当局肯定会在危地马拉扶持一个民选政权，而且最好的选择就是让其原有的民选政权合法化。这样一来，反政府游击队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再说了，反政府游击队存在的价值就是对付军人独裁政府。
在共同目标的驱使下，不管之前有多少嫌隙，反政府游击队都没有理由错过这个重新掌权的机会。
只是，问题也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是，反政府游击队早已四分五裂，而且在政府军的打压下，每一支游击队的规模都不是很大，而且在各自的游击区内活动，基本上相互隔绝，因此反政府游击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
其次是，除了反政府游击队，还有流亡到巴拿马的、由文职官员组成的流亡政府，而中国当局很有可能让流亡政府成为正统，而不是让反政府游击队掌权，以避免再度出现军人独揽大权的局面。
总而言之，谁也没有把握让一个情报官员去说服反政府游击队，让反政府游击队协助中国军队作战。
只是，存在这种可能，因此就有必要尝试一下。
更重要的是，尝试取得成功的话，那么得到的好处将非常巨大。
六点不到，四名狙击手就去餐厅吃了晚饭。平常晚餐的时间安排在七点半之后，不过钱壮飞打了招呼，炊事兵提前准备好了足够四个人吃的食物。此外，炊事兵还特意为四位狙击手准备了三天的干粮。
虽然狙击手部队也采用了特种侦察兵部队的口粮，但是很多时候，狙击手会让手艺精湛的厨师准备一些干粮。为此，狙击手部队还专门花钱购买了几台食品机器。与标准的军用口粮相比，专门制作的干粮所含有的热量是差不多的，而最大的差别就是，干粮的味道肯定要比批量生产的口粮好得多。
六点半，那名叫谢润生的情报官员赶了过来。
大概是上次跟情报人员打交道的糟糕结果，李承志刻意跟谢润生保持了距离，没像罗秀生那样去套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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