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后的数年里，游击队与流亡政权的矛盾愈演愈烈。
主要就是，游击队想要在抵抗卡斯特罗的战争中取胜，少不了国际社会的支持。而能够争取到国际社会支持的只有流亡政权。可惜的是，流亡政权在巴拿马的日子并不好过，并没有为游击队争取到多少支持。更要命的是。流亡政权的一些举动，甚至对游击队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
比如在一九六四年秋，三支规模最大的游击队准备联合行动，袭击埃尔普罗格雷索附近的政府军，然后夺取从巴里奥斯港运往危地马拉城的物资，特别是由墨西哥提供给政府军的数万吨弹药。可惜的是。在行动开始之前，一名负责提供情报援助的流亡政权官员叛变。把游击队的行动计划出卖给了卡斯特罗，而三支游击队在这次注定要失败的袭击中损失了将近五百名游击队员。
当然，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在中国出兵危地马拉之前，至少有二十三名流亡政权官员背叛，有的投靠了卡斯特罗的军人独裁政府，有的则把情报出售给墨西哥、或者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情报官员，有的则去了邦联美国。
这些事情，让游击队不再信任流亡政权。
更重要的是，游击队的绝大部分成员都认为，流亡政权根本没有资格成为危地马拉的合法代表，甚至拒绝让他们回国。
不可否认，危地马拉流亡政权存在很多问题。
只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流亡政权是唯一能够代表危地马拉的合法政权，其政治地位在游击队之上。
原因很简单，流亡政权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在被推翻之前得到了众多国家承认。
即便中国当局并没有打算让流亡政权直接统治危地马拉，但是在过渡时期，流亡政权仍然是合法的代言人。
只是，缺少了游击队的支持，流亡政权在危地马拉根本站不住脚跟。
更重要的是，军人独裁政府还没有被推翻，大半个危地马拉依然在卡斯特罗家族的掌控之中，而中国出兵的理由就是推翻卡斯特罗家族的军人独裁统治，结束在危地马拉已经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与人道主义灾难。也就是说，在推翻卡斯特罗家族的独裁统治之前，中国没有理由在危地马拉树立另外一个敌人。
结果就是，必须撮合游击队与流亡政权，组建一个联合临时政府。
显然，这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需要的是政治智慧，而不是军事手段。
军队只能赢得战场上的战争，而不能赢得所有胜利。某些胜利，必须通过战争之外的方式才能获取。
流亡政权与游击队的谈判持续到八月底，才有了初步结果。
这就是，临时政府将设置十一个部长席位，游击队获得七席、流亡政权获得四席，而临时政府所做出的任何决定都需要获得三分之二以上部长的支持，也就是说，流亡政权拥有否决权。
当然，这不是关键。
真正的关键是临时政府首脑人选。
这个位置，给了流亡政权。
为了安抚游击队，姜子豪不但给了游击队更多的部长席位，还郑重承诺，只要中国军队仍然驻扎在危地马拉，只要卡斯特罗家族没有被推翻，那么坐在临时政府总理位置上的任何人都只是傀儡。
显然，游击队接纳了这个条件。
由此可见，游击队与流亡政权的矛盾有多么尖锐。
当然，姜子豪的承诺也是现实，即在危地马拉举行全民大选、组建民主政府之前，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都是中国军队。
也许，在大选之后，这个局面仍然不会改变。
八月三十一日，游击队代表与流亡政权代表在姜子豪的监督下，签署了成立临时政权的协议书。
十天后，也就是九月九日，危地马拉临时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后来，这一天成为了危地马拉的国庆节。
临时政府成立当天，包括首相在内的十二名高官在危地马拉城宣誓就职，而出任国防部长的是一名游击队的指挥官。
接下来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的开始了。
临时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恢复控制区内的社会秩序，包括在危地马拉城、埃斯昆特拉等地成立警察机构，设置行政单位，协助难民返回家园，开始战后重建，成立人道主义救援机构等等。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成立一支于其地位相称的国防军了。
九月十五日，危地马拉国防军正式重建，主力全部来自游击队，而且所有军官都是游击队员。
不同的是，这支军队里有大量来自中国的军事顾问与教官。
按照中国政府与危地马拉临时政府签署的委托协议，在民选政府成立之前，危地马拉国防军由中国军队直接指挥，而中国军队将提供培训、武器装备等等援助，并且安排国防军参与对付军人独裁政权的战争。
显然，对中国军队来说，提供培训与武器装备不算难事。
虽然中国当局做出了郑重承诺，即帮助危地马拉组建一支足以捍卫主权、防止军人独裁政权复辟的国防力量，也就答应为其提供包括坦克、战机与舰艇在内的各种重型装备，但是在危地马拉国防军成立初期，需要的只是轻武器，即机枪、步枪、手榴弹、火箭筒、迫击炮等等。
这类武器，在中国军队的武器库里并不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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