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把查德拉派往墨西哥的拉美分局局长，在两年前就病逝了。
事发之后，段建军让人找来了所有与查德拉有关的资料，以及查德拉在十二年间送回来的情报。
查德拉的个人资料非常有限，而且关联性不大。表明有部分资料已经遗失。
当然，类似的事情在军事情报局并不少见，特别是外裔谍报人员。很多的个人资料都不够齐全。
查德拉是一名拉美裔侨民，其父母在一九二八年从哥斯达黎加依据中国，并且在上海的红桥区定居。开了一家拉美餐厅。查德拉在一九三二年出生，在家里排行第五，有三个哥哥与一个姐姐，另外还有一个弟弟与两个妹妹。大战的最后一年，查德拉参军，并且在次年就因其出色的外语才能被军事情报局选中。在接受了长达四年的培训之后，查德拉在一九五五年成为谍报人员，并且在此年就被派往墨西哥，成为了专门负责跟韦戈斯进行通信联络的特工。
在这份简单的简历中，没有任何可以让查德拉背叛的理由。
要知道。查德拉的父母在依据中国之前是哥斯达黎加的战争难民，在到了中国之后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而查德拉的兄弟姐妹都加入了中国国籍，而且过得都很幸福，他的弟弟现在是海军的上校军官。至于他的父母。都是在年过七十之后正常死亡。除了患上癌症在五十四岁去世的长兄，查德拉的兄弟姐妹都还健在。
显然，家庭方面也不存在让查德拉背叛的原因。
在翻阅查德拉涉及的情报行动时，段建军才查到了一点蛛丝马迹，即那次导致了六名狙击手丧生的秘密行动。
虽然在保存的档案中，这次行动的主要原因是韦戈斯的一名手下走漏了消息。让整个行动曝光，而执行猎杀任务的狙击手误入敌人设置的埋伏圈，最终全军覆没，但是当时提供情报的是查德拉，而不是韦戈斯。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拉美分局局长曾经建议让查德拉回国接受全面调查。
也就是说，这次失败的秘密行动，很有可能就是查德拉叛变的根源。
产生这个怀疑之后，段建军意识到了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
这就是，如果查德拉在几年前就已背叛，那么韦戈斯肯定脱不了干系，而且很有可能是韦戈斯策反了查德拉。
显然，这足以证明韦戈斯没有真心诚意的跟军事情报局合作。
随即，段建军就想到了一点。
这就是，大使乘坐的直升机遇难之后，墨西哥当局坚称，当时中国大使跟弗朗西斯科在一起，而且是由弗朗西斯科提供的直升机，而墨西哥当局已经在追查此事，并且宣称已经拘禁了弗朗西斯科。
段建军不得不怀疑弗朗西斯科是否还活着。
更重要的是，这已经证明韦戈斯跟大使遇害脱不了关系。
原因很简单，姚文芳大使遇害，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墨西哥当局，更不是生死为卜的弗朗西斯科，而是韦戈斯。这就是，如果墨西哥当局坚持把责任推到弗朗西斯科身上，那么韦戈斯就将趁机夺取弗朗西斯科的地盘，成为塔瓦斯科州唯一的统治者，而墨西哥当局也必然承认他的地位。
做为受害者，弗朗西斯科没有任何理由害死中国大使。
理清了思路之后，段建军相信，他离真相已经不远了。
只是，他还无法证明自己的猜测。查德拉还没有发回消息，而且他也没有别的证据，因此不可能让总统相信他的猜测。
白了，段建军也不可能把自己的猜测当成事实告诉总统。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前去营救大使的狙击手肯定知道真相，因此找到那四名狙击手就能解开疑团。
也正如此，段建军全力支持钱壮飞展开营救行动，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甚至为此出动了一架ZZ-2战略侦察机。
虽然营救行动进行得并不理想，已经有三名狙击手阵亡，幸存的那名狙击手则亲手干掉了韦戈斯与查德拉，但是也有以外收获，即钱壮飞带了一个人回来，而这个人知道大使遇害的前因后果。
更重要的是，李承志活着回到了危地马拉，而且顺利与中国军队会合。
也许，那名墨西哥农民军的人所说的话无法让总统相信，但是狙击手的话有着足够大的说服力。
正是如此，在收到消息后，段建军立即命令谢润生前往危地马拉，然后派了一架专机去把李承志接回来。
总统需要一个有说服力的答复，而李承志能够提供这样的答复。
安排好这些后，段建军还给李志强打了个电话，把李承志的事情告诉了他，让他不要再打电话来询问了。
当然，段建军知道李承志是谁。
虽然出面跟他联系的是李志强，但是段建军非常清楚，在将才辈出的李家，李志强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白了，李志强是李家第二代人中混得最差的一个。
李承志的父亲与两个伯父没有出面，也许是他们觉得不需要亲自出面，让李承志的叔父出面就足够了。
此外，李承志的母亲还是鲁志刚上将的女儿。
显然，在军队里，没有任何人敢同时得罪李家与鲁家。
再说了，段建军的前任，也是他之前的上司鲁晚成上将就是李承志的二舅，即李承志母亲的二哥。
段建军有点想不明白，李承志有这么好的出身，为什么要去当一名狙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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