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威廉三世多次与其父亲发生冲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皇在一九四五年，把这个不大安分的儿子送到了中国，委任他为驻华海军联络军官。
结果就是。威廉三世在中国呆了四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才返回德意志第二帝国。
让威廉三世回国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德关系发生了变化，而是威廉二世病重，需要皇储回国料理国事。
在中国的经历，加强了威廉三世对中国的了解。
显然。这对威廉三世后来的对华态度有很大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威廉三世清楚的认识到，中国在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其强大的国力已经让德意志第二帝国望尘莫及了。
正是如此，在威廉三世主政之后，一直主导与中国修好。
问题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国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帝国皇帝在民众阶层依然有很高的号召力，更是帝国民众的崇拜对象，但是在国家事务上，帝国皇帝的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了。
白了，帝国已经是资本家、特别是垄断资本家的帝国。
决定帝国基本国策的，不再是帝国皇帝的好恶，而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各大垄断企业的利益。
显然，对帝国的垄断企业来说，与中国修好显然不是最佳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威廉三世主动削弱皇权的主要原因，即当皇权与垄断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双方都不肯做出让步，必然会引爆国内矛盾，而皇室很有可能输掉这场“内战”。
威廉三世做出了明智选择，却也因此失去了政治地位。
在皇权被彻底削弱之后，德皇仅为帝国皇帝，其政治形象仅仅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政治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国内号召力。
也就是说，德皇仍然有足够的号召力来引领帝国臣民，却没有政治决策权。
虽然这并没有让德皇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即威廉三世依然希望能与中国修好，为此他几乎每年都会访问中国，而且每次访华的时候都会提及中德传统友谊，但是德皇的访华行动除了具有宣传价值，让新闻媒体有话可说之外，根本没有别的意义，因为主导中德关系的是利益分配。
威廉三世盛情款待了周润康，还授予周润康橡叶十字勋章、以及帝国爵士爵位。
问题是，这有什么用？
橡叶十字勋章是帝国最高荣誉勋章，主要授予作战勇猛的军人、为国家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政治家、外交家与科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橡叶十字勋章对外开放，主要授予为帝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国际友人。在获得橡叶十字勋章的外籍人士中，中国人占的比例超过了百分之六十。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有三百多名中国人获得了橡叶十字勋章，而且主要是军人。
对周润康来说，这枚勋章只有象征意义。
至于帝国爵士爵位，因为是虚爵，没有封地与封赏，所以也只有象征意义。
在觐见了德皇，回到中国大使馆的时候，周润康收到了一条重要消息，即德军只把战备等级提高到三级状态。
显然，这算不上是过激反应，只能说是做了必要的回应。
周润康立即认识到，德意志第二帝国当局心虚了，而且帝国首相依然希望与中国和平相处。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次日上午，周润康在大使馆接见了施特劳。
虽然周润康像对待所有同行那样，对施特劳没有太多的好感，但是周润康知道，施特劳一直主张与中国和平相处。事实上，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战后的五位外长全部是主和派。这使得帝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有很强的连贯性。显然，周润康并不讨厌施特劳，只是对施特劳的行事方式不大认同。说白了，主和派也有两种成员，一种认为德意志第二帝国应该与中国平等交往，而另外一种则认为德意志第二帝国高人一等，应该在外交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显然，施特劳属于后者。
施特劳的对华态度，并没让周润康感到意外。
原因很简单，施特劳来自一个普鲁士贵族家庭，拥有贵族头衔。虽然这只是一个早已没落的贵族，但是施特劳依然保持着贵族的高傲。如同大部分容克贵族一样，施特劳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在以往的交往中，施特劳对周润康的态度就非常冷漠。
所幸的是，周润康此次访德的正式身份是总统特使。
施特劳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即帝国首相答应接见周润康，并且安排在当天晚上，地点在首相府。
此外，施特劳还带来了一个消息。
这就是，帝国首相对日趋紧张的中德关系感到非常担忧，希望周润康能够为缓解紧张局势提供帮助。说得直接一点，如果周润康能够在正式会晤之前，说服中国总统适当的降低军事戒备等级，肯定会对会晤提供帮助。
罗恩不懂外交，至少施特劳还是一名不错的外交官。
周润康立即明白了施特劳的意思，并且答应会做出最大的努力来缓解中德紧张关系。
送走施特劳，周润康给席存瑞发了一封电报，提到了施特劳来访的事情，并且提出适当降低军事戒备等级，为晚上他与帝国首相的第一次会晤打下基础，也为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中德矛盾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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