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他们错了。虽然下令改善供应水平的人是他们的父亲李世民，而想到他们，并提出请求的却是太子李治。
不知道李治此举是发自内心的怜悯与同情呢，还是政治工作的需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一举动在李世民看来，无疑是为李治又增加了些好评：宽厚仁义，体恤他人，颇有人君之风!
事实上，此时李世民的心里却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想法。
李治虽有做一个贤明君主的潜力，但却可能宽厚有余，强硬不足，必要的时候下不了狠心。而杨妃所生的吴王李恪，却是英明果断，颇似年轻时的自己，加上他母亲虽不是正宫皇后，血统却是无比高贵——隋朝公主，身份未必不如嫡子，也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选。
于是，在一次单独的会面中，李世民便把积压在自己心头的这一想法告诉了最信任的大臣——长孙无忌。
对于皇帝的这一想法，长孙无忌却表示绝不可行。
见状，李世民忍不住把一直以来压在自己心头的一大疑惑说了出来：“你如此反对立李恪为太子，莫非是因为他不是你的亲外甥?”
或许这话在一定程度上说中了长孙无忌的心思，只是他毕竟是老江湖了，依然面不改色地说道：“储君乃是国家的未来根基所在，不应随随便便地一换再换。下棋之时，举棋不定很容易导致败局，何况一国的储君之选乎?况且，太子仁厚，是守成之良主。还请陛下深思熟虑之!”
不知道长孙无忌的这番话起了多大的作用，也不知道当时李世民的心中到底考虑过多少情况，但是这次谈话后，结果是明确的——李世民不再动立李恪的心思了(帝乃止)。
或许真正起作用的不是长孙无忌的这番话，而是先前李世民亲眼所见的朝中官员一致推举李治为太子的情景。无论是发自肺腑还是有人事前安排，都足以证明拥戴李治势力之强大。
决心既定，李世民便不再犹豫。为了让他人不再产生什么想法，当年年底，李世民召见吴王李恪，郑重地告诉他：“父子虽是至亲，但倘若儿子犯罪，触及国法，为父也不能出于私心而庇护。当年汉昭帝即位之时，燕王刘旦认为自己年纪大，声望高，打算篡位登基。然而此等不仁不义之举，名不正而言不顺，根本无人响应。朝廷一声令下，刘旦就丢了性命。恪儿你作为君王之臣、为父之子，当引以为戒!”
“是!孩儿谨遵父皇教诲!”
带着几分无奈，几分遗憾，李恪又继续做他的王爷去了。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政治名利场比江湖还要险恶。李恪一直以自己在很多地方与英明神武的父亲相似而骄傲，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一度受到父亲的青睐，却也因此成为了某些人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即使他已安于现状。
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太宗皇帝也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可以专心于国家政务了。
执政后期的李世民，常常喜欢登上挂有功臣画像的凌烟阁，追思往事。其中，又以在魏征画像面前站立的时间最为长久。此事引得不少人是又妒又恨，于是争相在皇帝面前说魏征的坏话。
一天，李世民接到了一份奏章，突然变得愤怒不已。
这份奏章由何人所作，现已不可查证，但是内容却是十分清晰的：魏征曾把自己前后规劝进谏李世民的话，抄录下来，给谏议大夫兼宫廷记录官(起居郎)褚遂良作为起居注的原始材料。
这些话的内容，毫无疑问李世民是记得很清楚。他不是不能接受这些意见，但要说把这些事情一一记录下来，再流传后世他却是很有想法的。朕都已经闻过则改了，为何还要把开始犯的错误再记录下来?后人看了，岂不认为朕老是做错事，多亏了你魏征的大力指正?真是岂有此理!
联想到近日发生的一些事情，李世民不由得越发火大。
当初，太子左庶子杜正伦因为规劝太子李承乾方法失当，太子不听，皇帝不爽，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被李世民一怒之下贬到外地去做了刺史。后来李承乾涉嫌谋反被废，杜正伦被追究连带责任，进一步追贬为交州都督，远离繁华中原，去不毛之地当越南总督去了。虽然杜正伦已经受到了严肃的处理，但李世民的怒气却并没有消除。以后每每念及此事，他都总是恨恨不已。
这时，李世民猛然想起当年向自己大力推荐杜正伦的正是魏征，称杜正伦有宰相之才，理当重用。哼，连太子左庶子都做不好，还谈什么宰相?这魏征也是鬼迷心窍，居然推荐这么一个人当宰相，根本就是西瓜皮钉鞋掌——不是这块料么!
对了，还有侯君集。当年他得胜归来，魏征也是大加褒扬，跟朕说什么就像当年的李靖一样，应提拔侯君集做尚书仆射，还要把京城的禁卫军都交给他掌管。可现在呢?侯君集居然对朕心怀不满，竟欲谋反!还好自己明智，了解侯君集喜欢夸大事实，容易得意忘形的性格，没有对他委此重任。否则他一旦指挥禁卫军发动叛乱，朕此刻哪里还有命在!可是以魏征的眼光，应不会看人如此不准。莫非这其中另有文章?
想到这里，李世民不由得又拿起了那份奏章，这次他的目光却牢牢地盯在了三个字上：“征阿党(魏征结党营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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