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国王陛下忘记了一点——反面人物除了残暴之外，往往还有很多走狗和耳目。泉盖苏文也不例外。国王的计划很快便传入了他的耳中。
不日，朝中的大小官员们纷纷接到了一份这样的请柬：为纪念大高句丽国立国N年，东部大人泉盖苏文将在京城附近举行一场盛大的阅兵式，以示国威。阅兵式结束后将有更加盛大的酒宴招待，望各位大人务必赏脸光临，与东部大人共同感受国家的繁荣与富强!
官员们大多喜欢热闹的场面，更何况还有白吃的大鱼大肉，不去那可就是傻子了!
事实上去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傻子——结果是那些欣然前往的“聪明人”们一个都没有能活着回来——全部被杀。国王高建武属于没去的那类傻子，侥幸暂时逃过一劫。
然而该来的怎么也躲不过。高建武也只是比大臣们多活了几个时辰而已。杀红眼的泉盖苏文军随即冲进了皇宫，杀死了高建武，并把尸体砍成碎块，扔进了下水道。
整个京城平壤立时被笼罩在了死亡的阴影之中，人人自危。几乎杀光了所有反对者的泉盖苏文和咱们三国时期的董卓一样，先是拥立高建武的侄儿高藏为新王，随即又当仁不让地自封为莫离支(相当于国防部长兼国务院总理，不要怪我颠倒官职，毕竟枪杆子才是最有话语权的)，独揽大权。嘿嘿，不知他有没有也来个“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大权在握的泉盖苏文开始得意忘形起来。从此以后，他无论上马下马都要有高官大将趴倒在地，然后像踩上马石一样跨上马背;出门时必须要有军队开道，前导仪仗声势浩大，所有闲杂人等均要退避三尺。然而慑于他的军事实力，人人都是敢怒不敢言。
高句丽国中发生的巨变，很快便由营州都督张俭详细地汇报给了李世民。当时朝野的主流意见认为，这是高句丽国的内部事务，不宜插手，只要他们继续遵奉大唐为宗主国，不妨暂且听之任之。于是，唐朝方面很快做出了回应：册封高藏为辽东郡王、高丽王。双方倒也相安无事。
然而这回由大皇帝亲自下达的命令，泉盖苏文却坚持不予执行，他还反咬一口：“当年隋朝多次侵略我国，我国将士奋力抵抗。新罗那帮奸贼趁机从我国夺地五百里。所以现在我们所做的不是侵略，而是讨债。除非新罗归还土地，否则我们绝不停战!”
相里玄奖同样理直气壮：“这些都是陈年旧帐了。若要真论起来，辽东各城本都归天朝所有，现在被你等占据，天朝尚未发话，哪轮到你等在这里啰嗦?”
这泉盖苏文玩弄阴谋尚且可以，但若论引经据典辩论还只是幼稚园的水平。见说不过对方，索性耍起了无赖的本性：你说你的，我打我的。说破大天也没啥用!
相里玄奖同志见战势依然在扩大，自己此次出使毫无成效，难免着急上火，多次约见国王高藏，要求停战。可是这位国王的模样比挨打的新罗人还可怜，说出来的话几乎就没人肯听，还要得过且过地给人家当橡皮图章，实在是无能为力。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二月，相里玄奖无功而返，把详细情况一五一十地向唐太宗李世民做了汇报。
当了多年天可汗，李世民还从未遇到过如此的公然抗命。他当即拍案而起：高句丽大逆不道，朕当亲自率兵征讨!。
这下文官们可炸了营。二十多年前隋炀帝杨广一怒之下三次出兵讨伐高句丽，惹得天怒人怨，国破家亡的沉重教训似乎还历历在目，以至于人们闻及对辽东用兵就变色，轻度恐韩症已经出现。
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和思考，朝廷内部主要形成了三种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大唐声威远布四方，远征一个小小的蛮夷之地，赢了是顺理成章，增添不了什么光环;但一旦输了却是丧师辱国，严重损害大唐的国际形象。如果初次用兵失败，势必还要出动大军报仇。愤而出兵，容易失去冷静，考虑可能不周，反而容易给国内的反动势力和图谋不轨者以可乘之机。只怕到时候局面难以收拾。况且，如果将天下比作一个人的身体，那么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无疑就是心脏，地方州县便是四肢。至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皆是身外之物。高句丽罪不可赦，应当讨伐。然而也只需几员大将率数万兵马即可讨平。皇帝陛下如以万金之躯亲自出战，反倒更令人担忧。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以褚遂良等为首的文官集团。
第二种观点则完全相反，认为除恶需务尽，要像对付东突厥一样，彻底扫除后患。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以李世眅等为首的武将。
第三种观点则颇有些循循善诱的味道：尧舜禹汤等君主再贤明，也无法让冬天的地里长出庄稼，但一介农夫再怎么鄙陋无学，也能在春季顺利地种植庄稼。事物的发展，关键还是要看能不能恰当地把握时机。世间万物都有一定的运作规律，顺应这个规律才能获得成功。泉盖苏文上欺国王，下虐百姓，人人侧目。此时正是荡平高句丽的绝好机会。各位大人的观点虽然听之有理，却少有人看到这一点。
最后，第三种观点成为了大家执行的标准，因为提出这一观点的正是皇帝李世民本人。并且，他还决定，此次战争由朕御驾亲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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