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太宗出征之前，派侍中刘洎辅佐太子李治，留守定州。现在李世民回来了，长了毒疮，病体沉重，高级官员们自然是要轮流入宫问安的。
刘洎也不例外。他和中书令马周一起进宫给病重的李世民请安，哭着表完忠心后便离开了。
出得宫来的刘洎满脸悲伤，逢人就叹道：“皇上病势沉重，怎能不令人担心啊!”
然而，就在他说出这话之后没几天，刘洎就被送进了大牢。
原来，李世民得到了报告是这样的：“刘洎探望皇上出来后，逢人便称国家大事不必忧虑，胡说什么只要辅佐幼主，效法伊尹、霍光的榜样就可以了。哪个官员胆敢三心二意，就把他杀了，局势自然稳定。”
就因为这样一句诬告，刘洎下了大狱。
在现在看来，这诬告的水平着实有限，而且一无录音二无旁证，怎么就能顺顺当当地把一位宰相给拉下马来了呢?
据《太宗实录》、《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一致记载，诬告者是褚遂良。
这还不算，据上面三本书记载，刘洎被抓之后一直喊冤，而且声称马周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褚遂良一口咬定确有其事，被叫来作证的马周更是被吓得不敢吭声。于是李世民便认为情况属实，“皇恩浩荡”，留刘洎全尸，赐他自行了断，家属不再追究连带责任。
对此，司马光的观点稍有不同。他在《资治通鉴》里也提到了刘洎之死，但只说是“或谮(有人诬陷)于上”，但并没有具体指出诬告之人。
想那褚遂良也是一代名臣，书法造诣甚高，家世也很显赫(父亲是隋朝高官，与李渊一家都有深厚交情)，刘洎当时除了官职以外无一比得上他，褚遂良为何一定要置刘洎于死地呢?
一般来说，一个男人想害死另外一个男人，无非以下几种原因：
A.两人有仇，一方曾经得罪过另一方，因仇而杀。
可是翻遍史籍，不曾发现刘洎和褚遂良之间有何大的仇隙。仅有的一点便是当年皇子争夺太子之位时，刘洎和岑文本提名李泰，褚遂良则坚定和长孙无忌站在同一阵线支持李治。
但是当李治被确立为太子之后，刘洎很快便上疏皇上，提出要对太子严格要求，精心培养，塑造出一个优秀的接班人，而且从此老老实实，再未说过李治一句坏话。就算曾经政见不一，现在也无需害命啊!
B.双方是情敌，为了争夺同一个(也可能是同几个)女人吃醋，心生恶意。
这个说法太无稽了，不做讨论。
C.褚遂良觉得刘洎挡住了自己“前进”的道路，要把他做掉。
刘洎当时官衔比褚遂良高是事实，但刘洎一开始就站错了队，后来即使改正也只是保住了位子，换来个平安无事，其他基本不要指望了。而褚遂良当时的地位压根也不低——不仅是谏议大夫，还是太子宾客，又是长孙无忌的亲密战友。身为高官、铁杆太子党、第一重臣眼中的红人，褚遂良想不升官都难，干嘛还要凭空去诬陷一个并无冤仇之人，况且其谎言和手段还都很低劣。
所以说，褚遂良因此原因陷害刘洎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
D.刘洎欠褚遂良不少钱，而且一直耍无赖不肯还。
可能性极小。
此外还有一些更加离奇的猜想，不着边际，这里就不讨论了。
总之这事儿，成了个谜。只有司马光认为不是褚遂良所为，他一口咬定刘洎有不良居心，马周不敢作证之类的事都是捏造，不可靠。所以《资治通鉴》里只说李世民相信了诬告，随后赐死了刘洎。
看来指望有现成的观点是不大可能了，那么只能我们自己来分析了。
当时李世民病重，随时可能挂掉，而且皇帝和太子都在行宫，不在长安。一旦出现意外，重演秦朝的沙丘之谋(秦始皇死后，赵高和李斯秘不发丧，将太子扶苏和蒙恬赐死，拥立胡亥为二世皇帝)不是不可能。当然，如果一切正常，即使太宗死在外地，继位者也是李治，因此有心作乱者，必是打算另立皇帝之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可就危险了!
相信这是李治的支持者们的想法。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当然是先下手为强，把可能的“赵高”和“李斯”们找出来干掉!
相信这还是李治支持者们的想法。
想法有了，那目标呢?
原来有其他想法的高官呗!
于是，矛头指向了曾经支持过李泰的中书令岑文本和侍郎刘洎。这两位可都是宰相级的高官，能耐很大!威胁更大!
可是，岑文本已经在东征的途中病死了，不在关注之列。剩下的只需要对付刘洎就行。而在这之前，刘洎的一番话，更是大大断送了别人放自己一马的可能，而是赔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李世民出发之前，把身兼太子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主管吏部、礼部和民部业务的侍中刘洎留在定州辅佐太子李治。一般来说，君王离开政府中枢，都会再三关照留守官员要保持局面稳定。李世民也不例外。他对刘洎委以重任，要求他时刻关注国家的安危。
领导委以重任本是件好事，可是事情就坏在了刘洎的反应上。作为一个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高级官员，只要不是窝囊废，都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对于君王，只要一脸忠心再流几行难舍难分的眼泪便足够了。可是这刘洎兴许是太激动了，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极其重大，便脱口而出：“陛下尽可安心。如果有官员违法乱纪，我将立即诛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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