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人都死了，让更多的屎盆子尽情地扣过来吧!
说李建成喜欢酒色就不是好人，平心而论，作为贵族少爷的李建成拥有这种普遍爱好在当时应该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何况和他拥有一半以上相同基因的胞弟李世民后来不也是妻妾成群，子孙满堂嘛，为何人家就是名垂千古的“太宗文皇帝”，而他却只能做一个酒色恶徒?
再说如果和赌鬼、“大侠”们厮混是恶行的话，那么李世民在太原暗中结交武林豪杰、绿林好汉、收买人心又算什么呢?难道说天堂和地狱真的只是一念之差?
关于李元吉的记载就更不靠谱了。据我浅薄的观察，刚生出来的小BB长得都很可爱，没有一眼看上去就让人有天人或妖怪的感觉。退一步说，就算李元吉同志没有遵循优生优育的原则，长得格外的磕碜，辛苦怀胎十月的亲娘难道又真的忍心把亲生儿子丢在一边，不闻不问?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我这样的普通人都看出史料有水分，为何像欧阳修、司马光这样的大家也不辨是非，照搬照套呢?
原因很简单，只因为——他们修的是官史。
咱们一个个来看。
后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有关部门奉后晋高祖石敬瑭(就是那个称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卖了燕云十六州的无耻之极的王八蛋)之命开始编修唐史。该书于后晋出帝石重贵开运二年(公元945年)编成，编撰监修者为时任宰相的刘籧。这部唐史，就是《唐书》。
到了宋仁宗年间，仁宗认为原有的《唐书》内容过于浅陋，于是本着不断进取、追求卓越的精神下诏命令重修唐史。在欧阳修、宋祁等名家的共同努力下，新的史书于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完成。为了区别这两份史料，原来的《唐书》被称为《旧唐书》，而新编写的，则称为《新唐书》。
说到《资治通鉴》，大家应该就更熟悉了。这是由从小就会砸缸救小伙伴的司马光同志主持编写，内容涵盖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中国历史。其区别于其他史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也就是说这本质上是一部供皇帝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的作品。
上述几位编史者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人墨客。他们深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陶，以天下为己任，为建立一个君正臣贤，万国来朝的太平盛世而不懈努力。而在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中，太平盛世的前提当是有道明君以仁义和道德治天下。
唐太宗李世民，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而言，他登基后的各项措施，都可以作为后世效法的对象。加之他登基后迎来的贞观之治也使他符合人们心目中“贤君”的形象。
所以，他是神圣的。神圣的人做的事，必然是符合儒家道德要求的。所以，他必然是一个君子。同时，他也必须是一个君子。
为了教化万民，规劝皇上，欧阳修他们选择了遵循先人的教诲，继续美化李世民。更何况，这本就是有流传下来的书面记录作为依据的，又不是自己杜撰的。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三部赫赫有名的史书，关于玄武门之变前这些事件的相关记载，就成了这个样子。
那么李建成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我们依然用事实来说话。
首先，李渊起兵第一仗攻打河西郡时，是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二人身先士卒，浴血奋战，方才攻破城池。在这一役上二人功劳不相上下，即使在被涂脂抹粉过的史料中，这一点也是确信无疑的。
第二，李渊完成对大兴的包围后，李世民奉命北上抢夺地盘，李建成则被派往永丰仓。在永丰仓期间，他成功地完成了李渊派给他的两大重任：一是守住永丰仓，建好李渊军队的粮食和补给基地;二是把守住大兴的东大门，挡住隋朝洛阳政府军和李密的入关通道。这两项战略目标至关重要，任何一项出现问题都将直接导致李渊大业的终结。但结果是李建成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由此可见，他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能力非同一般，绝不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
第三，李渊称帝后，大部分战功是秦王李世民所建，这一说法不假。但是，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拥有一个武力天下第一的皇帝并不是国家稳定和强盛的必要或充分条件。举个简单的例子，吕布如果当了皇帝，那这个政权铁定很快玩完。当时李建成已经贵为皇太子，是大唐帝国未来的接班人，亲自上阵砍人不是他必须具备的能力(当然，客观地说李建成这方面的能力也不弱)。在那段时期，凡是李渊不在长安的日子，都是安排李建成监国，全权负责处理政务，而李建成也的确表现出了相当的领袖气质和治国才能。
第四，李世民和李元吉扫平河北刘黑闼后，残余的反抗势力被高压政策逼迫着二次造反。当李元吉一筹莫展的时候，李渊派去支援他的不是身经百战的秦王李世民，而是太子李建成。而后来的结果也表明，李建成干得相当不错，在整个平乱过程中他善于听从建议，懂得政治工作的艺术，也充分展现了宽厚的待人气度。
所以，无论从锻炼的机会、还是内心的倾向来说，等到李渊正常的蹬腿闭眼，李建成应该能成为一名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保障有力的唐王朝掌门人。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李建成在摸到皇位之前就已经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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