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长孙无忌六十二岁。
覆巢之下，再无完卵。
李治决定再接再厉，彻底清除长孙余党。
原本要押解回京的柳奭和韩瑗被改为就地处斩。因韩瑗已死，只柳奭被杀。恪尽职守的特派员愣是不放心，直到把韩瑗的坟扒了，开棺验明正身才算完事；
常州刺史长孙祥因与反贼长孙无忌有通信联络，被处以绞刑；
长孙恩流放檀州（北京密云县）；
长孙、柳和韩三家财产全部没收，家人流放岭南——男子为奴，女子为婢；
其他长孙、柳姓官员则分别视情况被处以了不同程度的降职。
长孙无忌，李世民曾称赞他“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位列凌烟阁第一功臣。但恕我直言，此话未免有些言过。
纵览整个贞观时期，未见长孙无忌多少突出的功绩。他对于李世民的意义，一是在玄武门之变前积极主张先下手为强，为李世民成功登基指明了道路；二是作为李世民最信任的人，参与了贞观后期诸如废立太子、临终托孤等一系列重要事件，直接影响了帝国皇位的传承。
从魏征墓碑被推倒，李世勣被猜忌等事件看来，李世民用人并不是完全看才能。长孙无忌的受宠并不是因为他能力最强，而是因为他与李氏皇族特别是李世民本人关系亲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换句话说，皇帝最信任的不是能人，而是与自己最亲密的人。
长孙无忌虽然未见得有多大的安邦定国之才，但贞观之治的成功已经为国家指明了发展的方向，他只要方向正确不偏离就可以。所以在继承人问题上他看好李治，因为李治听话又孝顺，登基后尊他为太尉，并且“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
因为一切都太顺利了，长孙无忌开始忘乎所以，杀高阳公主，杀李恪，杀薛万彻，流放李道宗。这一系列事件让几乎所有人瞠目，对这位已被权势熏黑了眼的国舅爷敬而远之，更把很多人赶到了他的对立面，其中就包括他最大的政治资本——李治。
长孙无忌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这都是为了大唐社稷，为了皇上。再说，我把脏活累活都干完了，让皇帝陛下您安享清福，不好么？
他忘了，大多数皇帝追求的是无拘无束的至高境界，喜欢高高在上生杀予夺的极度快感。如果事事都要听老臣的意见，和橡皮图章又有何异？
后来又来了个叛逆心理极强的武媚娘。在这个女人温柔的鼓励下，李治开始鼓起勇气向老臣们夺权。而老臣们却依然用老眼光老方法来对待李治，这只会让他更加恼怒，在决绝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就这点而言，长孙无忌一派实在是缺乏敏锐的观察力和处理复杂事件的灵活性。
诸葛亮可以接受刘备的托孤，以“相父”之名一直做到鞠躬尽瘁。然而，对于后人来说，他永远只是个传说，能够接近，却始终无法到达。
五丈原之后，世间再无诸葛亮。
说了这许多，有一点也是一定要提的。那便是长孙无忌为中国法学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贞观元年，李世民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以公平性、可操作性和统一性为原则，对当时在用的《武德律》进行修订。经过十年的反复完善，《贞观律》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式施行，奠定了整个唐代的法律体系基础。
永徽元年，长孙无忌、李世勣和于志宁等再次奉命修订《永徽律》，并于次年完成。永徽三年，长孙无忌等人又着手对《永徽律》中的条文进行逐条的辨析和司法解释，形成了《律疏》。《永徽律》和《律疏》也被后世合称为《唐律疏议》。
这《唐律疏议》到底有多牛，咱就不细说了，毕竟不是专业人士，写的也不是法学论文。但有些情况还是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的：
宋朝法律基本就是《唐律疏议》的翻版。
日本国文武天皇所制订的《大宝律令》，其条目与《唐律疏议》非常相近。
《高丽律》的篇目体系与《唐律疏议》相同，大量条款类似。
在西方，《唐律疏议》受到法学家的大量关注，被认为是与现代大陆法系的开山鼻祖——《罗马法》齐名的重要文献。
有此大作流传后世，长孙兄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从来都是只见新人笑，哪听旧人哭。在处死柳奭等人的诏书发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李义府大摇大摆地回到了长安。这次，他的头衔是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级）。
之前李义府得势时，许多李姓之人争先恐后地与他攀亲。有个叫李崇德的给事中，为了攀李义府这棵大树，把他列进了自家的家谱。后来见李义府被贬，又立即忙不迭地从家谱中把他的名字删去。
现在李义府东山再起了，随便找了个借口便将李崇德逮捕入狱。这回李崇德聪明了，对自己的未来终于也看清楚了，没等李义府发话，自己主动去阎王那里报到了。
长孙派清除殆尽，李义府也重归中央，李治终于完全掌握了皇权，问鼎了梦寐以求的权力巅峰。
然而，做皇帝必然会有很多挥之不去的烦恼。
这不，李治在去洛阳巡视的途中得到边疆的紧急报告：西域思结部落首领都曼裹挟数个西域小国叛乱，在大唐边疆制造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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