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走百济使者后，唐军立即出动，乘百济人防守空虚接连攻下了数座百济大营。同时刘仁轨率部趁着夜色攻克了运输线上的枢纽地——因真岘城（韩国全州北部），重新打通了新罗至百济的补给线路。
一夜之间，百济局势出现了惊天逆转。
趁着胜利，刘仁轨向中央发去捷报，再一次请求增援。
对于这个意料之外的胜利，李治也是激动不已，当即改变了初衷，下令在沿海地区的淄（山东淄博）、青（山东青州）、莱（山东莱州）、海（江苏连云港）等四州征兵七千人，在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的统领下从海路前往百济。
而正如刘仁轨所预料的，百济内部再次发生内讧，扶余丰先下手为强，杀了扶余福信，成了真正的百济王。
掌权后的扶余丰除了不断扩充自身实力外，还派遣使节分别前往高句丽和日本（时称倭国）请求增援。
当时的倭国则正处于整体转型期。
这个转型，照现在比较通行的说法，就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隋朝时期，因国力强盛，国际影响力也与日俱增。隔海相望的倭国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辐射。为了发展本国文明，促进社会进步，倭国于公元600年至614年间曾先后四次派出“遣隋使”前往中国学习。
唐朝时期，“遣唐使”依旧定期前来，带回的各类信息也开始影响越来越多的倭国国内民众。这其中就包括了一位很特别的年轻人。
这人特别到什么地步呢？
他是天皇的儿子。
要说这也不算稀奇，天皇的儿子多了去了。可他不仅父亲是天皇，母亲也是天皇，而且还先后做了两任。而他母亲的第二次任期还是源于儿子的拥戴。
他，就是以“中大兄皇子”之名闻名于世的日本第38代天皇——天智天皇。
日本的天皇制和中国的帝制很不一样。咱们中国历来是谁狠谁当皇帝；而倭国的天皇是“万世一系”，自打有天皇制以来都是一家人的专享工作，甭管有无实权，别家人可是做不得的。
不过天皇的位子也并不好坐，有时候还得看掌权人的眼色。混得最惨的要属后来日本战国时期的天皇。因为诸侯混战，皇室无人问津，税收也无法保证。收不上税自然就没钱吃饭，更没钱修理漏雨的房屋。于是皇室成员们只好住在茅草房子里，冬天冷夏天热，衣服更是补丁摞补丁。
吃饭？好办。百姓怎么吃你们就怎么吃好了。
可问题是老百姓有钱的做生意，有力的种地做工。相较之下，金枝玉叶们手无缚鸡之力，也没啥本钱，啥都做不来啊。
为了活下去，宫女和妃子们只能去卖淫，天皇也索性上街摆摊卖起字画来，勉强维持个温饱。
当然，如果有人需要借天皇的名义来号令天下，皇室在物质上就会得到比较丰富的供应，该摆的谱一样也不少，左一道“敕”，右一道“旨”，倒也有模有样。
贞观年间，天皇同样是个摆设，保持朝政的是以苏我虾夷为代表的苏我氏家族，他的儿子苏我入鹿相当于倭国的首席执行官。
天智天皇当时还叫中大兄皇子。在各位遣唐使的不断熏陶下，他意识到了倭国的落后，决心推翻苏我氏，推进国内改革，向着唐帝国式的国家演化。
做了充分的准备后，公元645年，中大兄皇子借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向天皇递交国书的机会（按规定，所有大臣都要盛装出席）发动了武装政变，苏我入鹿被当场杀死，苏我虾夷走投无路，在官邸自焚身亡。
此后，中大兄皇子开始在国内推行改革，模式基本照搬唐朝，财税制度更是租庸调制的翻版。很快，倭国开始进入飞速发展期。
国内局势稳定后，时任倭国摄政的中大兄皇子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外，最先关注的便是近邻的朝鲜半岛。
可惜，当时无论是高句丽、百济还是新罗，注意力都放在西边的大唐王朝。这不免让倭国人感到失落：俺可是离你们更近啊！
百济王扶余丰的求助，来的恰到好处。中大兄皇子立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战争总动员，准备好好显一把身手。
而这时唐军援兵在孙仁师的带领下已经顺利抵达百济与刘仁轨会师。军力和士气大增的唐军与新罗军一起出击，多次击败百济军。
百济军屡战屡败，地盘也不断丢失，只能退回临时根据地周留城死守。
经过商议，唐军决定分两路出击：孙仁师、刘仁愿和新罗国王金法敏率陆军向周留城挺进；刘仁轨带领大将杜爽以及百济前太子扶余隆从海路出发。
得知倭国即将出兵，刘仁轨命唐海军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白村江是熊津江（现韩国锦江）入海处的一条支流。周留城就建在白村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典型的易守难攻。百济以为只要确保周留城至白村江一带不失，等到倭国的海上支援，便可继续据险固守。
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便在这关键地的海域上打响了。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双方的实力对比：
唐海军总兵力：七千余人
倭国海军总兵力：一万余人
唐海军舰船数量：一百七十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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