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老婆发话了，那么下面的事就好办了。咸亨二年六月，李治下诏，勒令武敏之恢复贺兰姓，同时将他放逐至雷州（广东省雷州市）。途径韶州（广东韶关）时，贺兰敏之被当地官员用马缰绳勒死（另一说是自裁），就此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
据其后出土的墓志铭文记载，贺兰敏之死时年仅二十九岁。
客观地说，贺兰敏之的死确实给武后带来了相当的冲击。无论她有多强势，亲信之人的背叛都是刻骨铭心的痛。贺兰敏之后，她已很难再相信任何人，除了她自己。
我不知道按照唐朝的制度，大臣和后妃们给皇帝的奏章是不是要公开，但归档、保管是一定的，武后敢于在奏章中揭露如此多的丑事，可见她不怕被人知道，也不难看出她的愤怒。
或许有人会怀疑罪状中有诬陷的成分，可武后犯不着往死去的老娘身上泼脏水吧！拉自己的老妈、女儿和未来儿媳妇一起下水，就为了诬陷一个外人？若是如此，这笔买卖也亏大发了！
第十章 天皇天后
贺兰敏之已是过去，对于武后来说，把握现在才是关键。不客气地说，自打武后垂帘听政，这政务大事都必须有她的点头才能最终敲定。与此同时，李治的身体状态也越来越差，不得不把更多的事情交给武后处理。
看过《高宗本纪》或是《资治通鉴》的细心朋友不难发现，自打泰山封禅之后，李治便开始不断巡幸外地，最初是数月一次，后来竟几乎发展到一月一次。
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李治喜好游山玩水，而是因为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冬天怕冷，夏天怕热，春秋天也一定要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才舒服。
李治的每一次出巡，作为正妻的武后都是寸步不离的陪伴，留下太子李弘监国，处理日常事务。
就在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中，政治格局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虽然武后拥有了相当的权力，但整个大唐帝国的政治核心仍然是病榻上的李治。所有的人，包括武后的权力都得借助于他才能得以实现，否则便是谋逆，便是造反。
在李治看来，身边的宫女、太监，包括给他看病的御医，都是工具。唯有武后，才是病痛中他唯一可以依赖的人，只有这个人才能给他带来温暖。对于武后，他一直心存感激。
留守太子李弘，颇有乃父当年的风采——宽宏厚道，礼贤下士，满口圣贤之言。平日里李弘十分关心百姓的疾苦，经常深入民间体察民情。若是有些不那么合乎礼数的行为，只要别人说一句“子曾经曰过……”，他就立刻敛容答谢，改过自新。
可以说，李弘是个好人。但好人也会有问题。
一则是他十分喜好读书，很崇拜教导他的老师和其他饱学之士，认为把政事托付给他们可以完全放心。所以监国时他就常常把大权交给这些大员，自己则深入一线考察调研，体察民情。
关注民生是好事，但作为领导者这种做法未免有些不妥，毕竟这不是他工作的全部。领导者应该多方听取汇报，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就算李弘不吃饭不睡觉，每天走访十户百姓，相对于整个天下来说，又有多大意义呢？
二则李弘继承了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的光荣传统。不仅无力缚鸡，还像他父亲一样时常处于亚健康状态。好在他年轻，不至于一生病就动弹不得，但比起爷爷李世民来就差很多了。
对于儿子的做法，武后是有想法的。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她早已把天下看作是丈夫和自己两个人的。李弘作为未来的皇帝，怎能整天只关心张家收了多少谷子，李家的母猪又下了几头小猪之类的芝麻小事，而将至高无上的权力拱手让给外人呢？
同时李弘的身体也让她十分担心，照顾李治已占用了她大部分的精力，而儿子年纪轻轻就已经如此，以后可怎么得了？
作为妻子和母亲，她做了许多份内和份外的事儿。以她的性格，很难说脑海中没有出现过诸如“换做我当皇帝会如何如何”的想法。这些年里，她在处理政务时已开始显露出要大权独揽的意思。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李治又改年号了），李治下诏，对祖宗（上至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李渊的高祖父，下至老爸李世民）及其正妻全部换上了新尊号。这本无可厚非，反正人都死了，给俩头衔也没啥。
但末了拖着的一句倒很是耐人寻味：为避免日后使用“先帝”一词时指代不明，当今皇上两口子将使用专门的称谓：“天皇”、“天后”。
这个理由实在无聊。“先帝”绝不止一个，也没见哪个皇帝因为担心被搞混而非要专门再起个称谓的。
再深挖下去我们发现事实上“天皇”还不如“皇帝”。远古时期中国就有了“天皇”，他和同为传说中人物的“地皇”、“泰皇”并称“三皇”。
战国末年，一统天下的秦王嬴政觉得自己功过三皇，勋超五帝，已有的尊号都不够体现自己的牛X，就发明了“皇帝”这一称号，意思是“皇”和“帝”要合起来才能体现自己的伟大，这才诞生了秦始皇帝。
李治倒好，逆流而动，主动退回到“天皇”。大臣们不少都心中有数，可看到皇帝夫妇，尤其是皇后那副欢天喜地的样子，唉，有些话还是烂在肚子里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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