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承宗改制穷兵黩武
中统六年（公元1260年）四月，忽必烈登上了帝位，是为元世祖。元世祖对于国家内政的治理，主要指导思想是推行“汉法”。于是在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灭南宋后，开始全面在元王朝中实施。
首先，改元建号，立都汉地。蒙古族的历史自成吉思汗起，取国号为大蒙古国，没有年号，这种情况直到第四汗蒙哥。元世祖继承汗位不久，于公元1260年五月，宣布建元“中统”，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王朝年号纪年。至元元年八月，阿里不哥归降后，忽必烈又改年号为“至元”。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十一月，宣布改“大蒙古”为“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表示国家广袤无疆。为了更好地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世祖放弃了大蒙古国的都城漠北和林，在漠南和中原设立了两个都城，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五月，升开平府为上都，建立宗庙宫室，到至元九年改名为大都，其地位逐渐超过了上都，被定为元朝的都城。至于和林，则变成了地方机构宣慰司的治所。
其次，建立国家机构和严密的法律体系。从政治制度上看，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统一后立即踏上了对外征服的道路，实行的是军政合一的体制，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官僚制度与法律体系。世祖即位后，即命刘秉忠、许衡考定前代典式，参照当时的实际情况，逐渐确定了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在中央设立中书省，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立枢密院，主管军务；设立御史台，职掌百官纠察。另设大宗正宗，仍置达鲁花赤（断事官），但渐渐只管蒙古公事。在地方上，最高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至元二十七年，元廷在全国范围内调整行省建制，除中书省直辖山东、山西、河北外，全国分置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10个行省。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依次为路、府、州、县4级。边远地区有“军”的建制，品秩及置吏皆如下州。之后下令招人立法，参考中国历代法律制定了“至元新格”，至元二十九年颁行。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最终制定了元律“大元通制。”
在建立国家机构和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世祖开始采取措施大力削弱诸王勋贵及汉人世侯的权力。因为到了世祖统治时期，领地诸王依然权势熏灼，俨然成了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世祖本人正是凭借汉地藩国的军事、经济力量战胜阿里不哥而夺取汗位的，可以说他是宗藩坐大的首要受益者。因而，世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就更加深刻，继位之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削藩运动。对于宗藩诸王的打击首先是从名份上开始的。于中统二年下令把个别宗王的“玉宝”改为金印。不久，又制御用玉玺“十纽”，以示君臣尊卑等差，并陆续分授诸王印章6等36位，其物料、分寸、金银成色、印纽形状各因诸王等级而异。在新印制中，凡获印章王号者，称“大大王”，未获者，称“小大王”。“大大王”享有系带祗侯扈从的礼遇。通常每一支宗王支系，忽必烈只封“大大王”一人，作为该位下的统辖者和元廷的代理人。6等宗王又分“一字王”、“二字王”，持一等金印兽纽者王号为汉字一字，故称“一字王”，其他王等印章，王号为汉文二字，故名“二字王”。无论“大大王”，还是“一字王”，其封授均依据亲亲宗法原则及诸王对元廷的忠诚。凡效忠世祖，在拥立、征伐中功勋卓著者，即可授上等爵；反之，拥兵叛乱者一律夺印削爵。后来，又形成了“非亲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的定制。通过收玉宝，改金印，论封功赐爵印、尊宠嫡系等办法，忽必烈就打破了黄金家族平均共权的旧俗，建立了一个大汗至上的宗室金字塔式的秩序。至元七年，世祖设置了吉利吉思等5部的断事官，更是直接代表元廷直辖阿里不哥后王的领地。元成宗时因袭世祖先例，进一步强化了对宗藩事务的干涉，严格禁止诸王擅行“教令”，独立提调本藩事务。在军队方面，世祖则通过定军籍，建都府，解重兵，削夺了诸王草原领地的军权。中统三年，为换取宗藩的支持，世祖曾允许诸王领有留居草原领地的蒙古军户。元政权稳固之后，世祖对诸王位下军户的政策遂转强硬。至元八年规定：对领地上的蒙古军户，枢密院有权收系编入军籍。渐渐地，诸王已无力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军事威胁了。
削夺领地司法权也是世祖削藩的一个重要内容。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元廷禁止诸王私自断决民间狱案，杜绝诸王滥刑扰民。领地内的重要案件需监察官介入审理，即使是诸王位下的人命案往往也由元廷裁定。这样，诸王领地的司法权也不复独立存在了。同时，世祖又从税收、领民关系、食邑官任命等方面，削夺诸王在食邑的实力基础。至元初年，元廷将数额增加一倍的五户丝改由路总管征集，中书省关支。后五户丝户的仓银逐步收归朝廷。
世祖上述的一系列削藩措施，加之在削藩过程中借平叛之机先后肢解了几个势力雄厚的诸王领地，就逐渐使诸王食邑特权仅限于享用五户丝和荐举达鲁花赤等方面，诸王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大大地减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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