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多尔衮对文武官员的烧杀掳掠、贪污行贿多持放纵态度，造成吏治腐败。这些人奸淫劫掠、刻剥民财、强买强卖、占产索食、私受民词、草菅人命，可谓无恶不作。官吏惊人的腐败威胁着清政权的巩固和稳定，也影响着与南明的军事斗争成败。顺治十分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朝廷要治理国家、安抚百姓，首要任务就是惩处贪官污吏。他下达了惩治贪官的谕令，明示臣下。谕令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对那些扰民的官吏立行参劾。他又派出权力很大的监察御吏巡视各地，让他们对违法的总督、巡抚、总兵进行纠举。临行前，顺治亲自召见了他们，对注意事项一一作了指点。不久，漕运总督吴惟华、江宁巡抚土国宝、云南巡抚林天擎等人就因贪污不法，苛派累民被革职。巡按御史顾仁执法犯法，“违旨受赃”，被立即处死。据记载，仅顺治九年被革职的贪官污吏就达200余人。
顺治的这些努力，虽没有从根本上革除封建官僚机构的弊病，但对稳定清朝初年的统治确有作用，使之在与南明的争战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三、重用汉官礼遇洋人
顺治很明白，要加速统一中国的进程，巩固大清江山，就必须依靠汉官。在他亲政后，清廷中汉官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清廷有一条旧规，汉官在各衙门中不能掌印，即当家不能做主。顺治亲政不久规定，谁的官衔在前，谁就掌印。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八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额真卓罗奉命出征，顺治即命汉官承政龚鼎孳掌管部院印信。龚鼎孳闻命后，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以一向以满臣掌印上疏推辞。但顺治仍坚持让他掌印。从此以后，汉官掌印才正式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内阁大学士，起初满人是一品，汉人只是二品，顺治十五年改为全是一品。六部尚书起初满人一品，汉人二品，顺治十六年也全部改为二品。
汉族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金之俊等，既熟悉典章制度，又老谋深算、富有政治斗争经验。顺治对他们都很信任和重用。亲政不久，他就任范文程为原先全由满人出任的议政大臣，使之得到了汉人从未得到的宠遇。他与范文程常在一起探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范文程告诉他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要顺乎民心、合乎潮流，并提出兴屯田，招抚流民，举人才不论满汉亲旧、不拘资格大小、不避亲疏恩怨等重要建议，大多被他采纳。他与范文程过从甚密，常在其陪同下“频临三院”，“出入无常”，宫廷内院几乎成了范的“起居之所”，连朝中一些汉官也为之不满，顺治却毫不在意。范文程在他手下屡屡加官进爵，当范文程年老体衰、上疏乞休时，顺治仍然恋恋不舍，命他养好病后再加召用。
顺治重用和宠遇汉官，就是要“图贤求治”，使清王朝长治久安。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仍存在着满州贵族对汉人本能的一种猜忌心理。他最担心汉官结党，因此时时加以防范。顺治十年四月，大学士陈名夏、户部尚书陈之遴、左都御史金之俊等27名汉官联名上疏，要求重治杀害妻妾的总兵任珍。顺治立刻警觉起来，认为陈名夏等人是党同伐异，便令各部七品以上官员云集在午门外，对陈名夏等人议罪，结果，陈名夏等人分别受到降级、罚俸的处分。后来，大学士宁完我又以痛恨剃发、鄙视满族衣冠、结党营私、包藏祸心的罪名弹劾陈名夏，使他终被处决。类似的猜忌、防范乃至加害汉官的事时有发生，但总起来看，顺治对汉官还是信任和重用的，也正是这些人在他统治期间助他一臂之力，使这位年轻的皇帝能有所作为。
顺治八年，由大学士范文程引见，福临与汤若望相识了，这位年已59岁、学识高深的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博得了年轻皇帝的好感和敬仰。这一年，汤若望被诰封为通议大夫，他的父亲、祖父被封为通奉大夫，母亲和祖母被封为二品夫人，并将诰命绢轴寄往德国。不久他加封太仆寺卿，接着又改为太常寺卿。顺治十年三月，又赐名“通玄教师”。顺治皇帝不仅使他生前尊贵荣耀，连他的身后之事也打算到了。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就将阜城门外利玛窦墓地旁的土地赐给汤若望，作为他百年后的墓穴之所。后来，顺治亲笔书写“通微佳境”的堂额赐给他悬于宣武门内的教堂内，还撰写碑文一篇，刻于教堂门前，赞扬他“事神尽虔，事君尽职”。在顺治的恩宠下，汤若望真可谓是爵位连进，尊荣有加。因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认汤若望为义父，他便按满族习惯尊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汉语的爷爷。
顺治对汤若望这种不同寻常的恩宠，究竟原因何在？他曾经对左右大臣这样说过：“汝曹只语我大志虚荣，若望则不然，其奏疏语皆慈祥，读之不觉泪下。”又说：“玛法为人无比，他人爱我，惟因利禄而仕，时常求恩；朕常命玛法乞恩，彼仅以宠眷自足，此所谓不爱利禄而爱君亲者矣！”
对皇帝的知遇之恩，汤若望感激涕零。因而，他常常直言以谏，为顺治执政出谋划策，充当着心腹顾问的角色。顺治皇帝临终时议立皇嗣，专门征求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玄烨出过天花为由，主张立玄烨为皇位继承人，顺治最后一次遵从了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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