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再三权衡，慈禧终于拿定了主意。谕令庆亲王奕劻前去察看东陵工程，同时将袁世凯的亲信段祺瑞所部第六镇北洋军调离北京，令陆军部尚书满州贵族铁良统辖的第一镇进京换防。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月二十日，光绪帝病危，慈禧颁发了“醇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的懿旨，同时令将载沣年满3岁的长子溥仪送进皇宫教养。从而为大清王朝的皇统接续做好了安排。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驾崩，慈禧面谕王公大臣：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大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这时慈禧并不知道自己也将紧随光绪而去，二十一日这天，她“终日料理大事，至晚乃获休息，虽极辛苦，而体力反较佳。翌日，仍于6点钟起召见军机与皇后、监国摄政王及其福晋即荣禄之女，谈话多时，以新帝之名下一谕，尊皇后（光绪皇后隆裕）为太后”。不意午饭时分突然晕倒，醒后感觉异常，自知末日已至，急诏隆裕皇太后暨监国摄政王等，谓：“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由摄政王随时请而施行。”做好了这样的安排之后，慈禧才放心地归天去了。她满以为有光绪亲兄弟摄政监国，有自己的亲侄女裁决“重大事件”，大清王朝的江山就万无一失了。
光绪、慈禧去世之后，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筹划，王公大臣们拟定新帝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九日举行“登基大典”，年号宣统，改明年为宣统元年。
溥仪自3岁称帝成了“真龙天子”后，便像以往的皇帝一样，再也听不到别人呼唤他的名字。同、光二帝的后妃及他的祖母、亲生父母都称他“皇帝”，朝廷里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及后来他的师傅们呼他“皇上”，太监、宫女和乳母等叫他“万岁爷”或“老爷子”。从这时起，他就被从不同侧面培养和铸造着“真龙天子”的特殊人格。太监们告诉他：地上万物乃至头上的蓝天都是“皇上”的，天下百姓都是“皇上”的子民和奴仆。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实生活的灌输使他逐步明白了：他衣食住行一切器物上的黄色，是惟“天子”才能享用的明黄色；在宫廷中，除了同治和光绪两位先帝的后妃，所有的人见了他都要跪倒磕头，不论是平辈兄弟还是亲族中的长辈，也不管是鬓发皆白的老者还是教他读书的师傅，无一例外；他说“饿了”，有人为他喝令“传膳”；他要睡觉，有人为他铺床、洗脚；他要起床，有人为他穿衣、洗脸；他要解手，即有人为他端来大小便器具……总之，紫禁城的一切都是为他而设，城中所有人都得围着他转，在位3年如此，退位后享受民国优待12年间也是这般。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溥仪自幼年起就逐步树立起天下唯我独尊的信念。
就在古老的紫禁城按照传统模式精心铸造着大清王朝末代“真龙天子”的时候，整个大清帝国，却早已成为一只破烂不堪的漏舟，无论爱新觉罗氏如何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使其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再前进半步，终于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沉没了。
溥仪登基称帝后，遵照慈禧遗旨，由其父监国摄政王执掌朝政，如有重大难决之事，则须向隆裕皇太后请示办法。然而，无论是监国摄政王还是隆裕皇太后，谁也不可能像慈禧生前那样，随意制定推行重大国策，决定文武朝臣乃至皇帝的命运了。
载沣执掌朝政后，迫于形势，为了保住清王朝的统治，一面继续推行慈禧生前确定的以立宪笼络人心的政策，诏令加紧筹备立宪，一面实行加强皇室权力的方针，并立誓借机报其兄光绪皇帝10载瀛台囚徒生涯之仇，杀掉袁世凯。虽然载沣宣布自己以监国摄政王身份亲代全国陆海军大元帅之职，令胞弟载洵、载涛分任海军大臣和军谘大臣，但却指挥不动听命于袁世凯的北洋军队；找满族重臣商议杀掉袁世凯为兄报仇，不意庆亲王奕劻以“杀了袁世凯，北洋军造反怎么办”为由极力反对，只好请示皇太后，隆裕也别无良策。这时袁世凯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亲自出面多次力保，最后只能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将其遣回河南彰德老家“养疴”了事。这既未能斩断袁世凯同中央奕劻、徐世昌等满、汉朝臣的联系，更没有做到解除他对北洋军的实际控制能力。监国摄政王意在保住清朝统治的种种措施和企图，不但毫无成效可言，反而加速了清王朝走向坟墓的步伐。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八月十九日，革命党人武昌首义成功，南方及西部数省闻风响应，辛亥革命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清廷派出的南下镇压革命党人的北洋精锐，不听满族将帅号令。摄政王载沣万般无奈，只好接受了奕劻、徐世昌等人的建议，重新起用袁世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以北洋军为资本，以外国侵略势力做靠山，巧妙地玩弄两面手法，先借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力量胁迫清廷授予他军政全权，否则即以“病未痊愈”为由，呆在彰德不肯出山；当军政全权到手之后，又利用北京的清王朝、手中的武力和赞成共和的虚假许诺，诱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最终做出了只要袁世凯倒戈推翻清廷，拥护共和，即由他出任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决定。为了达到据天下为己有的卑劣目的，袁世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会儿指使北洋军将领通电南京临时政府誓死反对共和；一会儿又指使他们通电北京清王朝声称赞成共和，如不满足要求，将以兵谏相争，由此要清廷自行退位。他本人则装出既忠于朝廷，又不得不顺应时势的样子，规劝皇太后和摄政王交出政权，免致法国大革命时“路易子孙，靡有孑遗”的悲剧重演于中国。与此同时，袁世凯一再表示“决不辜负孤儿寡母”（指溥仪和隆裕），并抛出了一个旨在显示他的忠心和促使清廷早下决心的《优待条例》，其中主要条款规定：清帝自行退位后，“尊号仍存不废”，暂居紫禁城，以后移居颐和园；新建民国政府负责保护清帝原有的私产，并每年拨出400万两以供皇室享用（改铸新式银币后为4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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