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并未独钟于左夫人张氏。昭明宫内姬妾如云，人数不下数千，佩皇后印玺者也比比皆是。孙皓犹不厌足，又使宦官巡行各州郡，采择无已。孙皓规定二千石以上大臣女，都要每年报名，年龄在15岁以上者要一一挑选，不中方许出嫁。
孙皓整日沉湎于酒宴，长醉不醒。每次酒宴，孙皓都要令侍臣任意嘲弄公卿大臣，以为笑乐。皓又逼令参加酒宴的大臣必须喝个尽醉。他设立黄门郎10人，终日站立，专门检司众公卿酒后之过失。罢宴之后，黄门郎即刻禀报，哪怕酒后胡言乱语、或略有失礼之举者，无不一一禀报。甚至若有人平视孙皓，亦成大罪。原来，孙皓最恨别人看自己，所以群臣晋见，都不敢平视。而酣饮之后，谁能保证不看孙皓一眼？于是，因酒醉失态获罪的官员不少，重者大加威刑，轻者也以此获罪。
孙皓还命人将水流引入昭明宫内，后宫姬妾们若有不合意的，马上杀戮，用水冲走。孙皓杀性一起，或剥人的面皮，或凿人的眼睛，残酷之极，亘古未有，加上他宠信奸邪，残害忠良，屡兴劳役，众庶皆苦。所以，到了吴国末年，已是国无宁日、上下离心了，孙皓也已成为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
吴天纪三年（公元279年）冬，西晋派大军分六路向东吴进攻，而吴国朝廷内早已人心涣散，军队又久未征战，一触即溃。晋军所至，吴军防线立刻土崩瓦解，几乎没有抵御之人。翌年三月，晋将王濬率军攻到建业。孙皓见大势已去，只得自缚双手，带着棺材，率百官到王濬大营中投降。晋军即派兵将孙皓一家押至晋都洛阳。晋武帝司马炎封孙皓为归命侯，赐田30顷，岁给谷5000斛，钱50万，绢500匹，绵500斤，孙皓便开始了亡国之君的屈辱生活。在吴将亡之前，孙皓曾给其舅何植一封信，承认：“现在国土不守。不守者，不是粮不足，城不固，乃是将士背战。将士背战，孤之罪也，并非天亡东吴，是孤所招也。”皓又给群臣书道：“我自即位以来，思虑失中，多所荒替，旁边有奸佞小人，残暴酷虐，朝廷有忠烈大臣，皆被杀害。我错暗不觉，倾覆社稷。”最后他哀叹道：“覆水不可收，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惟有投笔而已！”孙皓亡国之后，有何反思，史无明载，但即使悔悟也为时晚了！就这样，孙皓在洛阳过了将近4年苟安日子之后，终于病死，结束了一生。
第七卷 西晋
第四十二章 武帝司马炎
一、争当太子以柔治国
公元265年，在洛阳的一处宫殿里，新皇帝正以当年魏王曹丕接受汉献帝禅位几乎一样的口吻，语言接受着魏帝曹奂的禅让，这个新皇帝就是司马炎。至此，司马氏家族经过司马懿、司马昭和司马炎三代人的苦心经营，终于如愿以偿，成了中原大地名符其实的统治者。司马炎，这位晋王朝的开创者，也开始了他25年的皇帝生涯，死后被谥为武帝。
司马炎，字安世，是晋王司马昭的长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成规，他本该是当然的王位继承人，但司马昭似乎忽略了这位长子，而对另一个儿子司马攸更感兴趣。司马昭把司马攸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司马师为子，并打算立之为世子，他每次见到司马攸，便拍着晋王的宝座对他说：“这是桃符（司马攸的小名）的座位。”宠爱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不甘寂寞的司马炎开始了他争夺王位的活动。
据史书记载，齐王司马攸为人清和平允、亲贤好施，喜爱古代典籍，并且雅好文章，是一位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的儒雅之士，与司马攸相比，司马炎却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在气质上几乎完全秉承了父祖的天性，既有足以左右形势的谋略，同时也有着一付宽厚仁慈的外表，更何况还有着立嫡以长这一堂皇的箭牌，总之，政治家的天性加上客观上的优势，使得他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游刃有余，许多重臣也以历史上废嫡长引起祸乱的事例与司马昭抗争。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到晚年，司马昭不得不以强大的政治理智克服个人情感上的好恶，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立司马炎为世子，这样，司马炎才得以成为父业的继承人，并最终登上皇位。
司马炎接受禅位后心里并不轻松。他很清楚，虽然他登上皇帝的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从内部看，他的父祖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皇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以与西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内忧外患告诉司马炎，要想巩固获得的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为此司马炎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使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进而为赢得吴人的好感，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艰辛、动乱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打下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作为当时最有权威、同时也最具有号召力的人物，司马炎更力求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中充分体现这一点。泰始四年（公元268年），他在所颁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保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五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对于类似的诏令，我们固然不能排除官样文章的因素，但也不能一味地看作浮词虚语，因为它的基本精神还是符合当时现实背景的，即针对曹魏后期苛刻的政治而言的。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动乱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建国方针，但到了曹丕，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向腐败转化，魏武当年的风范已是昨日黄花，成了绝响。皇帝往往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连绵的战乱，更使百姓于惨淡的生计之外，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是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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