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若是说儒家学说“冤枉”其倒也不冤。这种矛盾实际上是因为孔孟的儒家和董仲舒之后的历代儒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是儒家的发扬光大，同样也是儒家的变态，是儒家的“离经叛道”，在董仲舒时期，儒家已经掺杂了“法家”以及阴阳五行等学学，可以说那时的儒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披着儒家之皮的“法家”，秦国的，准确的来说是法家核心的“愚民”，开始于影响儒家。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在随后的数千年间，中国的君主开始选择性地强调儒家中的纲常等级观念，已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
而儒学本身非但没有愚民政策，相反，其站在普通民众立场上想问题。儒家学说讲究“有教无类”，提倡开化民智，讲究的是“有恒心，有恒产”，在儒家经典中很多论述根本没有任何“愚民”政策。反而对于统治者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甚至是在看待个体犯罪问题时，也反思是不是社会制度使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儒家在诸学说中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并不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与法家截然不同，法家是占着统治者的立场上出谋划策，甚至包括号称“无为”的老庄之学亦是如此。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老庄的这些观念当时并非主流之说，诸子百家亦以其为‘谬论’，加之也没有实际来证明这一理论的可靠性，是以‘愚民’之说也就沉寂了下去。直到战国时期，天下兼并日烈，为了灭人国而保本国不被灭，诸子百家都开始摸索各种各样治国之道，于是很多原来被视为‘谬论’的歪门邪道也有了市场。”
讲述着“愚民”之说根源的朱宜锋，想到“歪门邪道”变成了正道时，不禁将视投向远方，然后感叹道。
“可谁知，一个人却让这‘歪门邪道’变成了所谓的‘正道’！”
第四百四十九章 离经叛道（二）
“谬论！”
“歪门邪道！”
诸如此类的断语传入使得郭嵩焘长松了一口气，他立即明白自己先前之说，至少在汉王的耳中并不是“离经叛道”之言。汉王的感叹传入他的耳中，只让他不由只觉一阵诧异。
“一个人？”
“没错！”
点点头，朱宜锋继续向前走着。
“当时的‘歪门邪说’实在是数不胜数，但也就是商鞅这位所谓的法家奇才将‘愚民之策’变成一整套切实可行的之策，将西陲弱国秦国一下子打造成为了强国，而秦国也正是凭以商鞅的‘愚民之策’，横扫六国，一统中国，从那时起，任何学说在实际取得成功的法家学说面前都黯然失色！”
同样熟读史书的郭嵩焘听汉王提及商鞅，提及秦国时，只是低头不语的跟在汉王半步之后，而谈性正浓的朱宜锋则继续说道。
“商鞅为何要愚民呢？”
在反问之后，朱宜锋又自问自答道。
“在《商君书·定分篇》中就给了答案。‘民愚则易治也’，因为‘愚民’这个政治学的目的看起来很简单老百姓愚蠢了，也就容易治理了，如《商君书》中所言‘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而如何制民呢？”
“必先弱民！民弱方才易制！”
郭嵩焘毫不迟疑地答道。
“所以《商君书》才‘弱民’之篇，‘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总之，要想使人民听命，必然要弱民，既不让其富有，也不让其强大。弱民的第一步，自然就是愚民了。而如何‘愚民’呢？”
说到这，朱宜锋不禁想到那个在一个半世纪后，因为一部“伪纪录科教片”而被无数国人为之激动、自豪、狂热的“大秦帝国”，又有多少人知道，正是他们中口的那个“伟大”的“大秦帝国”开启了“愚民”源头呢？
“治国，如果开导人民的知识，而不加以堵塞，百姓的学识就会增长。百姓学识的增长，则不会去攻打敌国，就产生奸邪。所以其才会在《商君书》中言称‘开而不塞，则短长；长而不攻，则有奸’……要瓦解民间已经形成的道德风气，以统一百姓的思想，这是国家强大的基础，所谓的‘《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如此，才能去以学识，统一思想，除此之外，还要禁止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听从国家的安排和规划。正所谓‘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智农无从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垦令》）
唇角轻扬着道出这番话来，朱宜锋的脸上露出嘲弄之色，这就是中国古代“农本主义”的根源，其根源不是“以农为本”而是“愚农不知”。
“可怎么样让老百姓变成愚民呢？仅仅不让老百姓不受教育还不够，还得锢民。自然也就有了其书中所言‘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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