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袖头”最先在东北道投入战斗，之后陆续在东满、吉东、北满出现，和抗联交手，屡吃苦头。
1935年6月，2军北满远征队在金日成、侯国忠率领下来到老黑山，决心教训下这连“红袖头”。先派出一支小部队，到“红袖头”驻地附近筹粮，临走时让老百姓去报告敌人。在自己眼皮底下把粮食弄走了，这还了得，“大胡子连长”立即集合人马，跟踪追击，进入远征队在头道沟布下的口袋。
敌人进了沟口，骑马的都是日本军官，另有重机枪、迫击炮驮在马背上。按照骑马者的先后顺序，远征队已事先编好号数，选神枪手两支枪打一个，侯国忠一支三八大盖专门对付“大胡子连长”。
“吧——勾”！“大胡子连长”应声落马。这一枪也是开始攻击的发令枪，头道沟顿时被枪声填满了。鬼子军官纷纷跌落马下，有的被惊马拖着乱闯，把蒙头转向的敌人冲得更找不着北了。这时两侧伏兵齐出，随着出手的炸弹的爆炸声，基本就是抓俘虏了。
有几个敌人快跑出沟口了，蒋泽民眼尖，拔脚就追。
老人说，开头那距离少说也有半里多，可我个高腿长，又总爬山，他们根本不是“个儿”（对手）。那也追出二里多，他们都累瘫那儿了，有个小子还吐血了。他们把长枪都扔了，我就去他们身上摸短枪，共是7支。后来想，就我一个人，要是回头搂一梭子，可能就跑了。侯团长表扬我，说小蒋真行啊，一个人抓了7个。
前面曾经引用过的王润成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说：
以前在东满关于“满”军、自卫团、大牌会等工作，可以说是没有，将他们与日军看成一样，别的话没有，就是“打”。自冯昆（魏拯民——笔者）到后，才开始转变这一工作。
但是，转变了，并不是什么样的“中国人”都不打了。像老黑山的“红袖头”，能不打？大荒沟的那个伪军连，要不是居高临下被枪口逼住了，能起义？对于那些甘愿当狗的伪军、伪警察和自卫团、大排队，不但要打，而且要一次把它打老实，打掉和日本人的连裆裤，才可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金日成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1912年出生于朝鲜平壤市万景台，后移居中国东北，先后在长白县第七小学、桦甸县义塾、吉林毓文中学读书。1932年创建安图游击队，任队长兼政委，之后任2军独立师3团政委、3师师长。1路军成立后，为6师师长、2方面军指挥。
前面引用过的魏拯民的报告（之一）中说：
金日成，高丽人，1932年入党，学生，23岁，勇敢积极，会说中国话，游击队员提升的，有民生团的口供很多次，爱在队员中说话，在队员中有信仰，在救国军中亦有信仰，政治问题知道的不多。
1941年7月1日，《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中说：
金日成是最好的军事干部，中国共产党高丽人同志之最优秀分子，他在满洲南部和野（鸭）绿江东、朝鲜北部地带能起很重要的活动作用。
同年9月15日，又在给王新林的信中说：
金日成是南满第一路军现在唯一重要的干部。杨靖宇、魏拯民两同志牺牲以后，只有金日成能继续负起南满游击指导之责，而这个问题关乎南满全部问题。
安图游击队成立后，就和当地救国军联合作战。接着远征南满，欲与梁世凤领导的朝鲜革命军合作抗日。之后又北上东宁，要和王德林联合。在当时北方会议的背景下，虽然未能达成目的，却表现了这支游击队非同寻常的活力和远见，从中自然可以窥见金日成的风格。
毛泽东曾经说过：“东北抗日联军实际上是中朝联合军。”这种中朝联合军的性质，在2军表现得最为明显，不仅因其朝鲜（族）人最多，还因为金日成曾多次率部过界挺进朝鲜作战。
1937年6月，经过精心准备，金日成指挥精干部队，神不知鬼不觉渡过一江春水的鸭绿江。4日夜，突然向普天堡发起猛攻，捣毁统治机关和防所，缴获两挺机枪、20多支步枪和大量军用物资。在向群众散发传单和宣传品后，迅速北上渡江重返长白山。
这是1934年冬李红光率部两次越界攻袭后又一次果敢出击，极具象征意义，最能刺痛两岸侵略者的敏感神经。被打个冷不防的敌人，调集一个联队越界追击，被占据有利地势的2军又一顿痛击。
1939年6月，金日成率部进入朝鲜茂山郡三下洞，召开国内干部会议，布置反日工作。之后，多次派遣小部队深入朝鲜，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反日组织，收集敌人情报。
对于东满反“民生团”斗争的最终停息，金日成是有特殊贡献的。
东满自“发现”“民生团”后，斗争紧紧松松，就未停过。1934年秋，日寇特务组织“间岛协助会”以“民生团”的名义大肆活动，造谣惑众，混淆视听，东满党组织再一次中了敌人的反间计，斗争迅速升温。满洲省委为此派来特派员，并带来一封信，批评特委“改造民族成分”的错误提法，指出必须防止和纠正党内互相猜疑和不信任朝鲜（族）同志的倾向。但是，由于省委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又错误地强调反“民生团”斗争是东满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认为许多派争领袖是“民生团”，派争和“民生团”同是反革命组织，等于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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