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人未被怀疑
夏云杰第一次负伤，是1934年6月攻打太平川西大岗“连环窑”（农村相邻的大院套，各家联防，时称“连环窑”），伤在头部。第二次是同年末，伤在哪儿没有记载，很重，在密营治疗5个月才好。他参加革命前抽过大烟，这次重伤后用大烟止痛，上瘾了。
如今听说谁吸毒，这个人基本就不是个好东西，废了。当年不然。一是后面将要写到的，那时种大烟的非常多，很容易弄到，烟土还像货币一样在市面上流通，钱毛（指货币贬值——编者注）时甚至只认烟土不认钱；二是穷人有病没钱治，吃点大烟顶一顶，在乡下是太平常的事了。前面说过与山林队统战、联合，判断其好坏的标准之一，就是抽大烟的有多少。那种职业，山林生活，冬寒夏潮，有几多不落下这病那病的？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也只有大烟了。
笔者采访到的抗联老人，少有没有负过伤的，也就少有没吃（吸）过大烟的。负伤了，黄豆粒大小吃一块，就能止痛，就能跟着队伍跑回来。但是有规定，只能吃3次，之后再痛也只能忍着，再吃就上瘾了。
夏云杰的问题的严重性，不光是上瘾了，而且还在于他是汤原游击总队的政委。党代表吞云吐雾抽大烟，什么形象，什么影响，还怎么带队伍呀？
大家看着着急，一些人就劝他戒烟。这个有着坚强意志的人，烟瘾上来，哈欠连天，鼻涕眼泪齐流，实在挺不住时，就满山遍野地狂奔。
据1937年7月10日巴黎《救国时报》记载，是“自行倒悬梁上，以抗烟瘾，卒将鸦片戒除”。
汤原游击队成立时，40多人只有几个汉族。这时的游击总队，除了夏云杰、戴鸿宾和张传福，中队以上干部也几乎都是朝鲜（族）人，这就存在语言交流障碍。一些人当面提出意见，背地里也不能不议论，当然也谈些别的。有人不会说汉话，有的会说也是结结巴巴的，自然就说朝鲜话。夏云杰就觉得这些人在搞小动作，反对他。
就在这时，有个叫赵东国的队员，被派到地方执行任务时被捕了。这样的人归队后都要受审查的。他先说是自己跑回来的，后来被刑讯逼供，又说是敌人放回来的。放回来让你干什么？你都跟谁联系了？他们是不是“民生团”？结果就把朝鲜（族）官兵全咬出来了。
先是参谋长张仁秋被枪毙，接着是两个中队长柳东镇、崔去默，小队长朴东善和队员金浩景等人。张仁秋就是前面 第2章 中，和崔石泉一起到梧桐河办模范学校的那个教员，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广州起义，外号“张大个子”。只有十八岁的刘恩淑，就因为是张仁秋的妻子，未经任何审讯就枪毙了。队员李东善有记日记的习惯，日记成了“向日本人提供情报”的证据，自然也被处死了。
其余的朝鲜（族）官兵，都被关在房子里，一个一个地被提审，许多人被拷打逼供。只有一个人未被怀疑，因为他给夏云杰当翻译。
1937年7月17日，《赵尚志、张寿篯给祥兄的信》中说：
政治委员夏云杰同志，自己以一身领导队伍及汤原地方党正腐化骄纵吸大烟等经济自私滥用和账目不清楚，行动是十足的官僚官阀。取消党和政治工作，民生团虽被肃清，但在政治上已经被民生团抓着了中心群众及部分干部，已经存在根深蒂固的影响，有些干部认为不杀老夏，革命不能干的形势。如戴鸿宾、陈少宾、裴耕田、徐文斌、张兴德等……不能以党的应有的斗争去解决一切。
六十五年后，在北京李在德老人的家里，老人对笔者说：
那时我还不满十八岁，不懂什么叫“民生团”，也不明白张仁秋这些人怎就成了“民生团”、“反革命”。裴敬天是3中队长，他和裴成春裴大姐是亲姐弟，裴敬天是三弟，另两个弟弟都是游击队员，这时都牺牲了。我们都是梧桐河出来的，知根知底。他们也是豁出去了，审讯时就说我们全家出来革命，两个哥哥牺牲了，仇还没报，我们倒成了“反革命”。裴敬天声泪俱下。裴大姐也说，谁都知道李在德她妈是怎么死的，她一个小丫头片子怎么也成了怀疑对象？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打这以后，就不提审我了，裴大姐好像也没再被提审。
我从小就爱说爱笑，大人都说我不像个丫头，没个稳当样儿。父亲牺牲时，我五岁，什么不懂。母亲牺牲后，我稳当了一阵子。参加游击队后，革命队伍大家庭，大家都把我当做小妹妹，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可反“民生团”后，我就彻底“稳当”了。那时朝鲜族同志见面，能说汉话的都说汉话，不会说汉话的也不说朝语，像不认识似的。十年后我在和龙县当妇联主任，那儿几乎都是朝鲜族人，我突然发现好多朝鲜话都不会说了。
“戴半拉子”
夏云杰牺牲后，6军召开非常紧急会议，推选4团团长戴鸿宾为军长。
戴鸿宾，近1.80米的个头，挺壮实，稍有点儿驼背。他1911年生于奉天省抚顺县两半山屯，八岁随家走北荒迁到汤原县西北沟靠山屯，为汤原游击队创始人之一，先后任小队长、中队长、总队长。6军成立后，为2团长、4团长、代理军长、军长。前面引用过的《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组织概况》，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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